(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新民權行動是脆弱的，還充滿了隨機性。但哪怕只維護了一個公民的權利，也是一件具有崇高價值的事業
●新民權行動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它試圖更加理性地在權利與權力之間尋求一種妥協，它正在教人們習得政治的技藝
●建立一種維護憲法尊嚴的制度的呼聲，隨著新民權行動，將有力地浮出水面
本刊評論員/秋風
歷史上一些偉大的社會運動，似乎總是在不經意間出現。新民權行動似乎也是如此。
當照例回首一年的時候，我們驀然發現，過去的一年里，發生了一連串維護公民個人權利的事件。在這些貌似尋常的事件之間，我們看到了某種不尋常的內在關聯，并給它起了一個名字：“新民權行動”。
自發性與平民性質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強調指出，被包容在新民權行動各個領域中的公民維權事件，都是完全自發、分散，在個案層面上進行的，是一個個基本上沒有多大外部關聯的維權事件的總和。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過一波又一波的維護個人權利的努力。所以，我們說過去一年的維權運動是“新”的。
不惟如此，這個“新”還有一層含義，就是我們上面所強調的：它是自發的、個案性的，而且，具有平民性質。
近代以來的歷史上，中國人爭取權利的努力，大部分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進行的，因而，具有某種強烈的意識形態性質。而知識分子的職業性質決定了他們的訴求是整全的，也就是說，要求對政治、法律制度進行比較徹底的變革。與此不同，新民權行動中的主角，都是自己最基本的權利遭到侵害的最普通的民眾。他們是作為當事人提出訴求的，他們不是觀念性人物，因而在新民權行動中，沒有意識形態的宏大話語。這些當事人提出的訴求也很“卑微”：在法律框架內解決自己的冤屈。
據此，我們可以說，法治主義也許是新民權行動的又一“新”意所在。法治主義既指公民所捍衛的自己的權益本身是合法的，又指其程序也是合法的。在今年發生的眾多維權事件中，當事人認為遭到損害、侵犯和踐踏的，乃是已被現行法律明文規定授予公民的權利。在當事人和輿論的努力下，問題也大多進入了司法程序及其它合法的程序，通過體制內的博弈，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決。
當然，新民權行動的上述特征也注定了這場運動是脆弱的，并充滿了隨機性。
哪些人的冤屈會得到輿論的關注是隨機的——事實上，大部分人的冤屈不可能得到輿論的干預；什么樣的公民權利會被特別地提出來，也是偶然的——取決于輿論的同情心或時機。也就是說，在新民權行動中，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不大可能得到普遍的維護，各方會基于種種考慮而有選擇地維護某些人的某些權利。不過，話又說回來，哪怕只維護了一個公民的權利，也是一件具有崇高價值的事業。
維權與社會良性互動
當然，自古以來，就不乏權利遭受侵害者，人們一直在尋求正義而往往不能得到。而今天，之所以形成一個新民權行動，且取得一定成果，是由于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變遷，從而為個人維護權利提供了一個平臺。
觀念改變歷史。個人權利的觀念正在從學界向一般受教育者及普通民眾滲透。今天，即使一個農民，被城市驅逐的時候，他也知道，他的權利受到了侵害。權利意識覺醒后，個人維護自己權利的勇氣和智慧就隨之而來。當他們遭遇侵害的時候，他們蹣跚著站了起來，并且發出了呼喊。
知識分子注意到了這些呼聲。知識分子在經歷了對于權利觀念的常識性傳播之后，一方面致力于理論的深化，另一方面則開始進入更為形而下的層面，透過對個案的關注和參與，漸進地尋求落實權利的現實途徑。
知識分子也將個別事件的解決與管理體制的改革聯系起來，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律師及法學家。有人曾說，90年代是經濟學家的時代，而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將是法學家的時代。的確，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完善，但它已經不再是民眾和知識分子主要的關注點了。漸進式改革似乎已經進入另一階段，人民已經不再滿足于物質福利，轉而要求自己的權利獲得保障。新民權行動應運而生，法律家則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既掌握著如何主張權利的專業知識，又經由法律訓練而具有理性的妥協精神，從而確保了新民權行動不致逸出法治的框架。
日益成熟的媒體尤其是互聯網，在新民權行動中發揮了某種樞紐性作用。不少個案是由互聯網率先披露出來的；網民們成為最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知識分子們則首先在互聯網上表達他們對于各種社會事件的意見。
另一方面，面對當事人的合法訴求，面對公眾的輿論，司法、行政和政府部門在一些個案面前作出了正面回應。一個令人鼓舞的跡象是，保障公民權利更為具體的條款，將有可能寫入憲法修正案中。
總之，在新民權行動中，我們看到了當事人與輿論間的互動，互聯網與傳統媒體的互動，公共知識分子與媒體、當事人的互動；最后，還有政府與民間的互動。這些復雜的、交叉的互動關系，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初步形成了一種新型政治，這種政治試圖更加理性地在權利與權力之間尋求一種妥協。新民權行動正在教人們習得政治的技藝。
人民與法律共同成長
由于法律家的廣泛參與，由于各方不約而同地遵守法治的游戲規則，因此，這場新民權行動正在悄悄地塑造著我們社會的法治精神，并成為推動司法制度完善的新動力。
70年代末以來，立法者們痛心疾首于法律之缺失，而致力于非立法的不可，中國進入了一個立法繁榮時代。但由于受到原有體制的約束和蘇聯式法律觀念的影響，一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并沒有有效地保護公民的權利。即使大部分立法中規定了公民的種種權利，但由于受歐陸法律觀的影響，法律部門普遍地重視立法而輕視司法救濟；司法程序又比較僵硬，法官相對被動，致使法律中的公民權利經常無法得到落實。
在新民權行動中，理性的知識分子和法律家推動法律“活”了起來。在他們的心中，除了現實的具體法律條文之外，還有一種無形的法律精神和原則，即自然的正義。所謂正義自在人心。知識分子和法律家正是依憑著對于正義的信仰，解釋著現有法律，并把這種解釋傳達給整個社會，包括司法機構。正義之法的觀念和學術，通過個案，擴展著現有法律保護公民權利的邊界。
在新民權行動中，人民自下而上地參與了立法和釋法，并通過與司法、政府部門的互動，使法律的執行向著救濟受害者、更完善地保護人民權利的方向緩慢演進。
盡管由于實行大陸法系，個案的意義受到限制，但在新民權行動中，每一個自發的個案的“非意圖后果”或“溢出效應”，依然推動著法律規則發生變革：法治精神被注入到法律的執行過程中。
當然，由于還缺乏制度上的有力保障，民間自下而上對法律的解釋是否能夠產生普遍效果，幾乎是一件撞大運的事情。有鑒于此，今年以來，法律、政治學者一直在呼吁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對于法律、法規及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動是否合乎憲法、是否合乎自然的正義進行審查。
建立一種維護憲法尊嚴的制度的呼聲，隨著新民權行動，有力地浮出水面。
將公民的權利寫入憲法、法律的文本中，并不是困難的事情。然而，法律條文中的權利要轉換為實際權利,需要實踐再實踐。隨著新民權行動在2003年的興起，“中國人的權利”也注定將成為一個偉大的詞匯。我們的這個社會是理性的，新民權行動是幸運的，新民權行動年之后，還將有第二年、第三年，“中國人的權利”將可能被寫進每一次司法活動中，寫進每個人的心中。
(秋風 本刊評論員，主要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研究。已出版譯著《財產、法律與政府 巴斯夏政治經濟學文粹》、《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