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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眾生命受到威脅時，對有關信息政府應選擇保密還是公開？
文/劉瀅 吳佩霜
11月3日，殘殺67人的楊新海被抓獲；7日后，殘殺17名少年的黃勇亦落網。
兩名兇手作惡持續二至三年，均在當地民間引起長時間的驚恐。但事后對一些環節的追述后才發現，尤其在黃勇案中，受到生命威脅的民眾未能從政府及警方得到只言片語的警示。而這些警示，或許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從我剛進入公安局那天起，就被告知，沒有偵破的案件不能對外公布。”一位警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不破不報”，是多數情況下警方對公眾采取的態度。但學界的看法和民眾的要求卻與此不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系主任郝宏奎教授明確表示：“治安問題、犯罪問題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人民群眾應該享有知情權。”
對于知情權的定義，中國人民大學政府管理與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張成福教授解釋：“從理論上講，公民有權獲知跟自己有關的，不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和他人隱私的一切信息，政府有義務向公民通報與其人身、財產安全等相關的信息。”
那么，公安機關是基于何種考慮而不公布正在偵破中的案件的信息呢？有論者認為，無非三個原因：顧面子，怕引起公眾對警方破案能力的懷疑；怕對犯罪分子打草驚蛇；怕驚動公眾，引起社會恐慌。而本質上，地方官員認為出了案子屬于負面信息，有損于或至少不利于“政府形象”。
亦有熟悉中國警方運作的學者認為，在案件信息披露問題上，警方會認為披露信息會影響破案，這種思路是以破案率為參照，而不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為最大目標。無可置疑，破案率和公民安全之間有直接聯系，但如果單純以破案率為目的，就可能帶來最終目標的錯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知情權既然是一種權利，信息公布之后結果好壞就應由民眾自己來決定和承擔，政府不能干預，即‘掌握權力的人不能剝奪沒有權力的人的權利’。”
郝宏奎亦表示：“公眾占有這些信息，有利于實施有針對性的個人預防或家庭預防防范措施；同時可以借此引起公眾、輿論乃至黨委政府對治安和犯罪問題的動態關注，更好地動員和整合社會資源投入到打擊、防范、控制犯罪的活動中來。”
郝宏奎對本刊記者具體分析說，在偵破過程中，如犯罪手段中的一些反偵查手段就必須保密，否則，許多潛在的犯罪嫌疑人就會競相模仿；但關于其實施犯罪的侵害方式比如詐騙手法、扒竊手法、搶奪手法、入室方式等方面的信息就沒有必要保密，相反，這些信息是公眾進行個體預防、家庭預防、識別犯罪、檢舉犯罪必須掌握的基本信息，必須為公眾了解，向公眾發布。
一個可資借鑒的例證是，2002年下半年，就是楊、黃二人瘋狂作案的同時，美國華盛頓地區遭遇了一次類似于楊、黃兩案的“連環槍手危機”，警方幾乎同步公布的信息包括：被害人的情況、兇手留下的信件內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破案采用的高科技手段等。
在此期間，張成福教授作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研究員，在華盛頓從事研究工作。
他回憶道，當時一個女孩在睡覺時被擄走，當地政府定期召開發布會，由州長、警察局長親自向市民通報，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聯邦政府官員亦出面發表講話，表現出高度負責的態度。
張成福表示，即使兩國國情和體制沒有相應的可比性，但從政府的作為角度看，“連環殺人案”反映了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責任追究機制的問題，政府官員的政治責任感、行政責任感、道義責任感都應受到質問。“我們不要求省委書記、省長、市委書記、市長親自破案，但把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卻是他們的天職。”
張成福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在美國連環槍手案中，正是由于民眾的積極配合，才最終將兇手繩之以法。美國一名卡車司機根據警方提供的線索報警，警方迅速將兩名疑犯抓獲。這起連環槍手案在警方與民眾的互動合作下短短20多天就迅速告破。
“提供公共安全由公安機關單兵作戰是不能完成的，應在整個社會建立防控網絡。建立以警察機關為中心，結合政府(主要指公安)、企業、社會(主要指社區)、公民本身的網絡系統，是整個世界的治安管理趨勢。”張成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