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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風(九鼎公共事物研究所研究員)
孫大午究竟因為什么原因而在一個微妙的時刻被突然拘捕，幾個月后，又大事化小、小事基本化了，以緩刑的形式獲得基本的自由，其中奧妙，我們不得而知。
這提出了一個問題，法律條文或者其執行，如果明顯地有悖于人們普遍的正義感，這樣的法律是否還具有正當性，人民還是否有義務遵守這樣的法律？茲事體大，且不去管它。
但有一點，人們——從行政官員、法官到法律學者以至普通民眾 都清楚，在目前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對于具體法律條文的執行，可以有很大的伸縮性。法律的條文為法院留出了很大的裁量空間，而制度安排又為各級政府直接間接地影響司法活動提供了一些機會。即以孫大午最終落實的罪名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言，眾所周知，這種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經濟發達地區。
目前的輿論一般認為，孫大午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鄉土企業家。除了通過創辦企業創造就業機會、用企業收益向社區提供公共品而造福鄉梓，從而贏得社區民眾的尊重之外，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一直在學習、在思考。
這樣的人物，如果放在中國古代社會，他會是地方紳士；放在西方社會，他也會是社區活躍人士。我也可以大膽地說，以這樣的事業、人格、經驗和學識，孫大午定會得到當地政府官員、甚至全國政府官員的尊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是政府治理社會的幫手。
我們看看中國古代社會及20世紀上半葉的鄉村和城鎮就會發現，這樣的人物，需要有一定的財富，有那么一些學識，有比較豐富的社會閱歷和處事經驗，更需要有高于一般民眾的道德自覺，還要有服務鄉梓的公共精神。他們靠這些素質，成為鄉村生活的核心，成為社區自治的關鍵。根據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情況，孫大午正是這樣的人物，或者差不多是這樣的人物。
然而有報道說，孫大午與地方各部門的關系相當緊張，媒體將理由歸結為孫是企業家中的異類，不像別的企業家那樣討好政府。
這可能是直接的原因，在這背后，也許還有更深層次的原由。我們目前政府安排的基本原則是：具體的管理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權力都歸于政府，而且，這種權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與這種制度安排相應的就是一種人們很熟悉的政府觀念：權力是一元的，政府的權力天然地是全能的。即使政府根本顧不上、也無暇行使的權力，未經它的允許，任何其它人或機構也不得自行行使。
具有這種權力觀念和政府觀念的政府官員，當然不樂意看到民間社會自發形成處理公共事務的另一個中心。而孫大午恰恰透出了這種跡象。從這個角度上看，孫大午已經不單純是一個生意人，他的影響力已經擴展到生意之外，對當地民眾的一般生活，甚至是公共生活，發揮著一定影響。有些地方官員當然不喜歡這樣的人物，因為這會損害他們的權力，起碼會削弱他們的權威。
但是，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壓制孫大午這樣的企業家，卻不夠審慎，缺乏遠見。我們正處于轉型時代，轉型的方向，所有人都清楚，那就是市場和基層自治。不管是培育市場制度也好，開展村民自治、城市社區自治也好，歸根到底，都是旨在縮小政府的某些權力，擴大民眾自我治理的范圍。
而實行自治，當然需要社區領袖。沒有社區領袖的自治，定會陷入混亂。社區領袖不是光靠一次投票就能制造出來。在投票之前，每個社區都需要有一批具備社區領袖形象、品格的人物，在這之后進行的投票才有意義。否則，民主選舉就是多余的，還不如抓鬮或輪流坐莊。因為，讓農民從一群沒有經驗、沒有才能、沒有人格的人中間進行選擇，其結果可能更糟糕，他們得到的將不是有序的自治，而是長期的爭權奪利游戲。這恐怕不是政府樂意看到的。
孫大午這樣的企業家對于基層自治的意義就在這里。不管是在城鎮，還是在鄉村，具有公共精神的企業家，都有可能成長為目前及未來行業、社區、地方自治的領袖。他們每天活動在民眾中間，民眾可以以很低的成本鑒別他們的能力和品格，因此，他們是推行鄉村或更高層次自治所需要的棟梁之材。
政府如果不希望轉型的結果是混亂，那就不僅不應該防范城鎮鄉村自發涌現出來的社區領袖，反而應當創造條件令其發揮影響力。
當然，這些社區領袖可能不僅僅出自企業家，也可能出自地方教育人士、退休官員等等。政府應當通過自治制度，讓這些人士承擔起治理社會的責任，或者說分擔起政府因為成本或信息難題而無力承擔的部分治理責任。
像孫大午這樣的人物，在恰當的制度安排下，完全可以成為社會秩序之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