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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9月4日電 妥善處理對日關系，力爭使歷史問題在兩國長期友好交往中淡化，我們固然要有“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襟；但那東海對面的國度，亦不可忘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訓。
最近，一些研究國際關系的人士主張：中國對日本的外交政策要有新思維，不應糾纏著歷史問題不放，應把日本作為一個正常國家看待，使之在國際上得到正常國家應有的權利。
這一觀點好則好矣，然而在我看來，中日關系要有一個好的發展，除了中國人對日本要有新思維之外，恐怕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的精英階層能夠在對華態度上采取一種新思維。
今日中日兩國關系中的恩恩怨怨，許多是由雙方文化認知的不同引起的。中國文化幾千年以儒家學說為主導，在對外交往中講究王道、寬厚，有時甚至達到以德報怨之地步，無非是希望以王道感化對方，求一個“和”的境地。
但日本人另有自己的思維邏輯。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與刀》中十分生動地描述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日本文化中的等級秩序觀念。“日本人對國際關系的全部問題也都是用等級制這種觀念來對待的。”此種觀念之下，認錯往往只是認輸，是對強者權力的認可，而非對自己罪行的愧疚。他們可以心悅誠服地為二戰時迫害英美戰俘行為認罪，卻不愿為在中國犯下的更嚴重的罪行道歉，其邏輯也在于此。
在歷史上，日本也曾對中國文化有過尊崇。我國唐代時，日本大力借鑒中國文化，留下很多文化交流的佳話。但近代以降，特別是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積極奉行“脫亞入歐”政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定位中國。中國在日本眼里，特別是在其精英階層眼里，就不再是一種文明、進步、值得效仿的榜樣，而是一種愚昧、落后、不爭氣的象征，是梁啟超痛斥再三的“老大帝國”。日本人無論是侵略中國、攫取利益，企圖直接控制中國；還是支持中國革命，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講，其目的不外乎是希望能夠確立對于中國的領導權，帶領中國走向“共同繁榮”，建立包括中國在內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
基于這種思維，在近現代歷史上，日本對中國傷害最烈卻鮮有愧意。每當中國呈現出向前發展的良好態勢之時，總是由于受到日本實質性的傷害而創業未半，中道崩殂。這樣的傷害至少有兩次。一次是洋務運動，雖然今天對這場運動或許會有諸多不同的評價，但毫無疑問，洋務運動還是開啟了中國科技、工業，包括軍事現代化的先河。當洋務運動小有成就時，日本發動了甲午戰爭，使其徹底破產。對一個“蕞爾小國”的戰敗以及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基本上阻滯了清政府自身現代化的努力，為其滅亡埋下了伏筆。另一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北伐戰爭之后的中國政局終于稍事穩定，1927～1937年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階段之一。但日本又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了極大的痛苦，使中國社會經濟蒙受了極大的損失。
近二十年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社會長足發展，綜合國力大為增強。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根據許多報道與調查，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態度變得愈來愈負面。二十年前的民意測驗顯示，80%的日本人對中國抱有友好的感情；二十年后的今天，這一比例卻大大降低了，很多人擔心“中國威脅”，進而在許多方面對中國進行品頭論足的批評。
解鈴還需系鈴人。化解日本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中國人固可作一些努力，但關鍵是日本人要有一個新思維。即接受中國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接受中國不再是東亞病夫，不再是落后愚昧的象征，不再是貧窮的代名詞，而是一個有悠久歷史并已迸發出現代生機的國家。
基于此，中日關系的癥結不是簡單的歷史問題，而是現實問題。中國目前致力于經濟發展與國家統一，這是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都必然追求的事業。日本可以有兩種基本的選擇：第一，尊重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愿望，以經濟競爭、文化交流等方式與中國展開一場正常的競爭，在競爭中達致雙贏的格局。第二，沿襲其近代以來的基本邏輯，視中國為二等國家、次等國民。對中國的態度或傲慢，或憐憫，但決無尊重。如此，則日本很難接受中國的發展與統一，甚至可能以臺灣問題或其他什么借口再次加害中國，阻礙中國的發展。
棒球有一條規則，三次違規則出局。英文中常借此隱喻可以寬容再一再二，決不可饒恕再三再四之義。日本近代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先后兩次橫刀隔阻，現在是考驗日本精英智慧與良知的時候了。(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李強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