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的印象，近年來，“藝術”這兩個字已經成為一種極其刻毒的罵人話，通常會隱含著這樣的話外音：裝腔作勢、故弄玄虛、蒼白晦澀、故做深沉、脫離實際、孤芳自賞……平常聊天的時候，如果哪位來一句“你真像搞藝術的”，對方幾乎不可能認為是在夸他，一下子說急了眼，掄起板磚來也說不定……正因為如此，當第六十屆威尼斯電影節開幕前后，媒體紛紛為它戴上“藝術”的光環時，我就在心里對自己說：完了，這回輪到金獅獎挨罵了。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讀到這樣的文字：
“金獅獎還是要一屆一屆地頒下去，哪怕得獎的影片只是被一些‘偽小資’奉為經典，只是在某些小眾報刊和網絡上‘有限傳播’。只不過，對于這樣一個電影節和電影獎，即便它是國際級的，我們照樣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不’。”
中國電影是否已經硬氣到了對威尼斯說“不”的地步，自然見仁見智。不過記得有位偉人講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同樣的道理，對藝術和商業的不同側重，也絕對不會是先天注定的。站在今天的時空里，對威尼斯電影節指手畫腳、冷嘲熱諷，當然是一件很爽很簡單的事情。讓我們暫且把目光投向更遠、更深入的地方，探討一下它為什么會變成這樣，以及它變成這樣，究竟價值何在。
戰爭傷痛讓政治走開
威尼斯電影節誕生于1932年。那一年，第十八屆歐洲藝術雙年展在威尼斯舉行，一項名為“電影藝術展示”的新項目吸引了諸多目光，這便是電影節最初的緣起。《化身博士》成為第一部在電影節上放映的影片。1935年，威尼斯電影節改為一年一屆。又過了一年，威尼斯有了國際性的評審團。
這是電影史上的第一個國際性的電影節，它比戛納電影節早14年，比柏林電影節早19年。即使是電影藝術本身，當時也剛剛走過37個春秋。人們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然而占據了領先位置的威尼斯電影節，猜中了開始，卻猜不到結局。
威尼斯電影節誕生于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從一開始就帶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連“最佳影片”的獎項也被命名為“墨索里尼杯”。毋庸置疑，在一個政治多元化的時代里，電影與政治的聯姻可以有多種形式，政治可以僅僅是蛋糕上的花紋。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政治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不是流芳百世，便要遺臭萬年。可悲的是，威尼斯電影節選擇了后者。
1938年，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紀錄片《奧林匹亞》戰勝法國導演馬賽爾·卡內的《陰影之港》，奪得了“墨索里尼杯”，標志著威尼斯電影節的獎項開始變為納粹宣傳的工具。隨著戰爭的爆發，在電影節上奪得重要獎項的影片更是全部來自軸心國及其附庸。這場比任何電影情節都讓人啼笑皆非的鬧劇，一直持續到1943年意大利投降。由于當時包括威尼斯在內的北部領土仍在納粹德國的占領之下，威尼斯電影節被迫停辦。1945年，當戰爭終于落幕的時候，曾經舉辦過10余屆威尼斯電影節的圣·馬克電影院被盟軍征為軍用。
1946年，威尼斯電影節獲得重生，在沒有評審團的情況下，經過新聞記者的投票，法國導演讓·雷諾阿為美國聯藝公司執導的影片《南方人》奪得了最佳影片獎。同時，1940年—1942年的3屆威尼斯電影節被視為恥辱，從官方檔案中被清除出去。1949年，最佳影片獎被正式命名為“金獅獎”。
威尼斯電影節曾經那樣熱情地投入政治，但政治卻幾乎毀滅了它。從此，刻骨的傷痛讓它遠遠躲避那個是非之地；從此，威尼斯讓政治走開。
內外矛盾又掀波瀾
平心而論，二戰后的威尼斯電影節高舉“國際化”大旗，一直到70年代之前，在商業和藝術兩方面是兼顧的。《王子復仇記》、《欲望號街車》、《毒龍潭》、《碼頭風云》、《桃色公寓》等商業性較強的情節片，不但在電影節上擁有一席之地，還不時抱得重要獎項回家。也正是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涌現出了黑澤明、溝口健二、薩蒂亞吉特·雷伊等一批亞洲優秀導演，使亞洲電影正式成為國際影壇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世界電影的殿堂。
然而，當威尼斯電影節不斷“國際化”的同時，另一方面的危機卻在悄悄集聚。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對意大利本土電影出現了不應有的忽視。
這一時期恰恰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興盛之際。但整個50年代，竟只有一屆“金獅獎”頒給意大利影片，尤其是天才的盧西諾·維斯康蒂兩度在呼聲極高的形勢下落敗，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論和抗議。這本來是威尼斯電影節調整、回歸原有風格的一個大好機會，然而電影節卻再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它轉了個180度的彎，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1962年開始，連續5屆的金獅獎均由意大利影片獲得。
在商業與藝術、外來與本土之間的這種大幅搖擺中，真正的危機終于在1968年到來。這一年，馬可·費雷里、弗蘭西斯科·馬賽里、塔維阿尼兄弟和埃托·斯科拉等導演在帕拉佐電影院門前舉行示威，以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矛頭直指威尼斯電影節的競爭規則，直指本土影片與外來影片的尖銳對立。這場危機的結果，是從1969年到1979年，威尼斯電影節在長達11年的時間里未舉行任何評獎活動(1973年、1977年和1978年則根本沒舉辦電影節)。直到1980年，“金獅獎”才重回威尼斯。此后，威尼斯電影節莊嚴宣布，我們的宗旨是“堅持電影為嚴肅的藝術服務”。
只有這個標準是跨越國界的，而且，再不會有人舉行示威來反對它。
如果沒有威尼斯
歷經劫波之后，威尼斯電影節終于回歸藝術的本色。翻開歷年獲獎影片的名單，突然一個念頭浮起：如果沒有威尼斯，世界電影和電影人將會怎樣？
如果沒有威尼斯，黑澤明的價值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被世界所認識，《七武士》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去影響美國西部片的風格和軌跡。日本，包括整個亞洲的電影，也許還要在世界的一角繼續沉寂許多個年頭。
如果沒有威尼斯，侯孝賢可能要一直等到數年后的戛納，蔡明亮可能只好回頭去拍他的電視劇集，臺灣的新生代導演可能會缺少重要的第一推動力。
如果沒有威尼斯，1999年張藝謀與戛納電影節決裂之前，就必須掂量《一個也不能少》和《我的父親母親》成為張國榮那樣的無腳鳥，在國際上無處棲身的后果———說不定就會忍氣吞聲。
總之，如果沒有威尼斯，世界上的電影人就會少很多機會，世界電影也就會錯過許多精彩。
在當今世界的三大電影節中，柏林以政治為符號，戛納以商業為旌旗。威尼斯遠離以上二者，如前所述，有歷史的傷痕，也有現實的無奈。今天，無論從整個歐洲的大環境，還是意大利自己的政治生態著眼，維持這樣一種局面，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我們還沒有資格對威尼斯不屑一顧。更不要說中國最著名的一批導演中，很多人正是從那里開始了事業上的轉折。我們的近鄰日本是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獎最早、最多的亞洲國家，在那里，威尼斯電影節享有極高的聲譽，獲獎影片常常讓人趨之若鶩———我們也許對那個民族有很多自己的看法，但至少在這件事情上，日本人表現出了罕見的知恩圖報。
其實，在這個電影工業高度發達、好萊塢影片向全球侵蝕的時代里，保留一塊像威尼斯電影節這樣的“凈土”，從任何角度講都是一件好事。當整個世界沉浸在忙碌、浮躁的氛圍中，當世界電影普遍陷入了創作困境的時候，也許獲得拯救的契機，就隱藏在那個水城之中。
來源：青年參考 作者：王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