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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關系是亞洲安全木桶中重要的板塊。因此，與發展的“硬道理”相比，歷史的恩怨顯然不應成為中印關系的主流
本刊記者/胡奎 文/郭防
“如果占世界人口1/3的中國和印度建立起穩定而持久的關系，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5月31日，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圣彼得堡與胡錦濤會晤時，曾這樣“預言”。
這也許是他為期6天的中國之行的最好注腳。
瓦杰帕伊此行所達成的最重要成果，就是6月23日晚中印總理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這份綱領性文件不僅確立了中印關系的目標和指導原則，而且對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做出了全面規劃，是中印關系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在這份宣言里，印度首次正式明確承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對于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也許是瓦杰帕伊帶來的最醒目的禮物。
彌補裂痕，走向合作，是瓦杰帕伊此行的主題，“好鄰居彼此真正善待對方之前，人們不能忽視這個事實，即他們必須首先修補他們的籬笆。”
印度主流社會的反思
翻開中印半個多世紀的曲折關系史，可以發現，瓦杰帕伊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1979年，他作為印度外長訪問了中國，成為1962年中印戰爭之后的首次高層訪問。但在1998年，他與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的有關印度發展核武是為應付中國威脅的言論，又將兩國自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1988年訪問中國而逐步升溫的中印關系，打入了低谷。而今，他又成為10年來首位訪問中國的印度總理。
40年前那場戰爭留下的陰影和領土問題，成為近年來印度國內“中國威脅論”者的主要說辭。在中國，不少老百姓的印象是，印度把中國當敵人。
這種狀況在2003年里有了很大變化。不久前剛剛從印度訪問歸來中聯部研究室的于洪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在印度驚訝地發現，從主流媒體到資深學者，前所未有地占據主導地位的輿論潮流是：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向中國學習，促進印度的發展。
瓦杰帕伊總理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圣彼得堡的會晤，以及胡錦濤歐亞四國行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了印度媒體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于洪君說，印度的主流社會從未像今天這樣關注中國。
這種關注與他們對自身命運與前途的思考密切相關。令許多印度人反思的是：1980年，印度與中國的經濟水平基本相當，但如今，印度已落后于中國。
同樣令印度人反思的是：被渲染的中國威脅論，似乎沒有給印度帶來任何好處。
78歲的瓦杰帕伊在印度的選民中享有將近七成的高支持率。現在，他代表全印度人做出了一個重要的選擇：與中國友好合作。無論是對亞洲還是對世界來說，這都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決定。
此前，宣揚中國威脅論聲調最高的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也冒著SARS疫情的危險走訪了中國的北京和上海，并表示“不把中國看作是印度的威脅”，這位曾經的強硬派人物的此番說辭，被視為印度對華關系輿論基調全面轉折的重要標志。
準確地說，13億中國人加10億印度人，其在全世界人口總數中的比例還不止瓦杰帕伊所稱的1/3，而是2/5。而且，在亞洲的這兩個人口大國，集中著全世界面臨的幾乎所有發展問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前所長楊成緒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沒有發展或者是喪失發展機遇，才是中印兩國各自面臨的“最根本的威脅”。
與發展的“硬道理”相比，歷史的恩怨顯然不應成為中印關系的主流。
跨越喜馬拉雅山的“新安全觀”
“我是為友誼而來。”瓦杰帕伊在訪華前夕接受中國駐印媒體的訪問時如是說。
他的用詞自然使人們想起中國領導人近年來大力倡導的“新安全觀”——互信是基礎，合作是關鍵，而推動共同發展則是根本。
看看瓦杰帕伊豪華的隨訪團名單，就可以發現印度的迫切愿望。除了內閣中幾位重量級的部長外，這個名單還囊括了印度幾乎所有知名大公司的近百位CEO，以及眾多工商貿促機構的領導人。
經貿合作顯然是今天的中印雙方最感興趣的話題。中印雙邊貿易額去年達到50億美元，而幾年前只有3億多。雙方計劃在2005年把這一數字提升到三位數。
按照計劃，雙方將在信息技術、能源、海洋、文化、司法等領域簽下一系列合作協議。
如果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那么印度人也許就是工廠的工程師。阿根廷《民族報》的記者在一次印度之旅后這樣寫道。
除了經濟上的巨大合作空間，印度與中國在很多國際領域都有著非常相似的利益。瓦杰帕伊透露說，在法國埃維昂的南北會議上，他對于中印立場的不謀而合，感到十分驚訝。
瓦杰帕伊及其他印度權威人士認為，印度并不應該充當別人的棋子，而是更看重自己的利益，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制定對外政策。瓦杰帕伊稱贊了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的表現，并表示了對于中國在南亞穩定中可能起到的積極作用的期待。
正是跨越喜馬拉雅山的這些共同利益，構成了中印新型關系的巨大基礎。
一個怎樣的“亞洲世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中印關系的改善，將使中國的“大周邊外交”得到完善。
“與鄰為善，與鄰為伴”，是中國“大周邊外交”的宗旨。在中國的外交思維里，鞏固和穩定的周邊環境，是和平有利發展環境的重要根基。
就在瓦杰帕伊訪華之前，中國外長李肇星在金邊與東盟各國達成一項推進友好合作的新協議。中國與日、韓兩國不斷躍升的貿易關系，使東亞自由貿易的藍圖看上去若隱若現。中國與上海六國組織及蒙古等國的政治與經濟關系也在穩固提升。以中國為樞紐的這種亞洲融合態勢，顯然刺激了新德里戰略家們的神經。
中國倡導的“大周邊外交”，顯然也正是今天印度的需要。印度同樣需要謀求一個有利于發展經濟的周邊環境。在向東盟發出推進合作信號的同時，新德里還向伊斯蘭堡伸出了橄欖枝。
以“木桶效應”(木桶盛水多少不在于桶的大小而在于最短的木條。木桶上最不結實的木頭將導致整座木桶散架)衡量，無論是對于中國還是印度來說，中印關系都是周邊安全木桶中那塊關鍵的木條。其改善對于整個南亞地區的穩定，具有巨大的影響，兩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磁場效應，將是亞洲經濟繁榮的一大關鍵。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瓦杰帕伊所說的“亞洲世紀”將不難理解。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