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沒有“時間”》的報道(見6月26日《南方周末》)讓我心寒———《讀書時間》因收視率的低迷被中央電視臺“末位淘汰制”警告，嚴肅節目《美術星空》、《子午書簡》等遭遇著同樣的厄運。想當初我還天真地以為，《讀書時間》里并不漂亮的主持人李潘終結了央視“花瓶當家”的局面。
央視的制播分離、商業運作等改革當然值得肯定，但既然是國家電視臺，文化啟蒙就是其應有使命。央視一套形象片的宣傳詞中有一句“傳承文明”即可謂振聾發聵！《開心辭典》、《幸運52》、《藝術人生》固然收視率高，但“恭喜你答對了”的益智類節目造成的只是虛假的文化繁榮。我想只要少放些粗制濫造的電視劇，減掉那些沒有必要的昂貴的現場直播，總可以節約一點銀子扶持《讀書時間》吧！央視既然為了“表現大風范和品位”，折衷地把《紀錄片》改版成《見證》，對“央視惟一可以成為思想領地”(李潘語)的《讀書時間》多一點耐心，豈不是功德無量？在公共知識分子活躍的西方，電視其實也是學者們介入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途徑。沒有嚴肅節目吸引高級知識分子參與，電視對提升整個社會文化層次的貢獻將銳減。
北京師范大學藝術系教授于丹曾說：“不是我們用文化教育民眾，而是民眾用遙控器選擇我們。”這是典型的“極端受眾中心論”。傳媒業從“傳者中心”到“受眾中心”的轉變是一種進步，但滿足受眾多方面需求不等于一味媚俗、甚至放棄自己的應有品位。我對于丹教授的高論很不能茍同，如果電視上播三級片，我保證收視率會居高不下。
《南方周末》文化記者李宏宇曾大段引用龍應臺的《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會》：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會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個社會要從原有的軌跡上沖刺躍進，得依靠杰出腦力的激蕩，刺激社會前進。副刊，可以說是一個腦力激蕩的磁場，能迸發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大潛能。我想把龍應臺說的副刊改成電視也是成立的，有什么樣的電視就有什么樣的社會。
我不否認《讀書時間》的低收視率是從受眾中統計出來的，但《見證》欄目策劃、北師大藝術系教授張同道說得好：“收視率要針對不同類型的節目、不同屬性的節目制定不同的標準。對它(科學教育文化藝術頻道)的收視調查不是向全民進行調查，你要針對你的受眾層來調查。”說白了，《讀書時間》收視率調查是不科學的。最近眾說紛紜的十大文化偶像評選活動遭人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如此。
現在，不少人是先對人(作家、學者)后對其作品感興趣的。作為青年學生，我知道今天的不少大學生在就業等壓力下已經遠離經典原著，能看看《讀書時間》就已經不錯了，如果能借此深入經典那是萬幸。難以想像《讀書時間》這樣通向經典的橋梁一旦拆除，有多少青年會離經典更加遙遠。
我理解電視人的苦衷，但李潘的一番辯解也不是沒有問題———“真正屬于精英文化的那部分東西，它的生產速度不像你的消費速度那樣快。每年新書的生產速度很快，但是好書的生產速度很慢。我們的節目1年就是50期，6年300期。在這300期中，很多好的東西已被我們窮盡了。”李潘不是推崇法國電視五臺主持人貝納爾·畢沃嗎，畢沃在世界范圍采訪文化名流，這對李潘和她的同事應該有些啟發。
目前，娛樂起家的湖南衛視的《象形城市》等嚴肅節目還辦得有聲有色，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依然吸引著不少觀眾，不知央視的領導們是否會臉紅，是否幡然醒悟，給“讀書”一點“時間”。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燕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