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20日電 今年是中國擴招后的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從2002年的145萬增加到創紀錄的212萬，這使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更加凸顯，成為各級政府的工作重點和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應該如何看待大學生畢業就業難這一現象？科技日報采訪了四位專家，從不同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
冷靜看待就業難
“我們要冷靜看待大學畢業生就業難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研究員對記者說，“這種情況應當說是正常的。”
李培林指出，就業緊張將是我國今后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面臨的主要問題。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資本、技術密集化，近些年來就業的彈性系數不斷降低，經濟增長能夠帶動的就業人數有所下降，再加上國有企業改革、老工業基地改造、工資的剛性增長、農村勞動力轉移等因素，就業緊張的局面不會在短期內得以解決。
以前就業的緊張局面所影響的只是文化層次較低的人員。從2002年以來，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影響也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方面，這是由于前幾年擴招的大學生，如今到了畢業的時候，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生的年度供給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加；另一方面，人才市場的競爭比以前更加激烈，用人單位對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
這位前幾年積極推動大學擴招的學者表示：“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其實，在西方發達國家，當上大學成為基本的職業前教育時，大學畢業生甚至博士生找不到工作或被迫改行的事也時常發生。
他說：“大學生在過去的就業條件下烘托出的就業期望，從現在的情況看可能就太高了。長期以來，我國大學生占全國適齡人口的比例一直很少，大學生的‘牌子’本身就是就業的入門證。隨著接受高等教育人數的不斷增加，畢業生能否就業、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還取決于所在大學、所學專業、計算機和英語是否好、有無實踐經驗和能力等各種因素。李培林認為，大學畢業生都要求去高待遇的單位是不可能的，也不要期望‘一錘定終身’，主要還應該選擇在目前的情況下能夠發展的單位。
李培林認為：“人力資本失靈”現象在教育領域比較嚴重。按照社會學理論，人們在尋找就業崗位時，人力資本會起到很大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找工作就越容易，得到的工資水平會更高。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究其原因是大學招收的學生并不是完全依據市場的實際需要，大學的教育內容與社會的需求相脫節。
結構性矛盾突出
“結構性矛盾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突出矛盾，”清華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陳基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基于此，我們應該幫助畢業生根據市場的不同需求對自己進行準確定位。”
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東西部地區之間、沿海地區和內地之間的差距較大，畢業生選擇就業區域時，過度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熱點地區，造成這些地區的就業壓力明顯增加。其次，畢業生都希望選擇條件較好的用人單位。
據報道，首都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謝維和對畢業生就業進行的多年跟蹤調查顯示，70%的畢業生希望留在北京等直轄市和沿海開放地區，近60%的畢業生希望到國家機關和三資企業工作；65%以上的畢業生期望工資達到2000元以上，31%左右的畢業生期望在3000元以上，20%的畢業生期望在4000元以上；自己認識到應該調整就業觀念和期望的只有28%。
在前幾年大學畢業生供求矛盾不突出時，學生選擇單位的余地較大，用人單位的競爭比較激烈，畢業生基本上能夠找到理想的單位。從2002年開始，畢業生的供給數量增多，而條件好的單位需要畢業生的數量沒有大幅度增加，這些用人單位的要求更高、主動權也更大，畢業生之間的競爭比較激烈，學生的就業壓力增大。陳基和說，如果畢業生在選擇職業時，能夠對自己準確定位，不過分集中于熱點地區和優勢單位，兼顧那些真正需要人才的西部地區和基層單位，選擇真正適合自己特點的就業崗位，整體就業壓力就不會過于突出。
畢業生現在的價值定位基本上是根據以前畢業生的就業情況為參照目標，這不是科學的定位方法。因為每個畢業生的特點不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狀況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陳基和強調，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社會經驗不足，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準確定位，自己的實際能力可能與期望值不符，這就要求我們加強對畢業生的就業指導。
他認為，隨著人才需求市場的逐步發展，人才市場的區分會進一步細化，對每類職位、每類工種的要求會越來越精細；不同行業和單位對畢業生技能的需求更加明確。同時，經過適應和調整，畢業生能夠根據自己的特點和社會的需要對自己準確定位，做好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儲備，選擇合適的就業崗位。屆時，畢業生就業市場的競爭將會逐步走向有序狀態。
逐步調整就業觀
“這幾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觀和期望值一直在不斷調整，今年的畢業生比往年更加務實”北京市人事局畢業生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陸林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據悉：2001年，北京地區畢業本專科生人數為3.6萬，北京市人事局統計的有效就業崗位為3.8萬；2002年，畢業生人數為5萬多，統計的有效就業崗位為3.9萬。今年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比2002年增加30%，本專科畢業生總數為8.1萬人，目前納入統計渠道的有效就業崗位為4.6萬。陸林認為，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較大的主要原因是，社會對人才需求的增長速度遠遠低于畢業生人數的增長速度。非典因素延遲了學生辦理手續的過程，但對畢業生的總體就業形勢影響不是很大。
陸林說：“自2000年以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市場發生很大變化，現實情況對畢業生原有的就業觀和期望值產生很大沖擊，這幾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觀和期望值一直在不斷調整。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比往年更加務實，”他說，“2000年前，IT行業本科畢業生的預期月收入為4000元左右，研究生為6000元；今年本科生可以接受的月收入為2000-3000元，研究生為3000-4000元。”
陸林介紹，從近幾年北京地區大學生的就業情況來看，就業的畢業生一直占主流；十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出國、攻讀碩士和博士；五分之一左右的畢業生沒有辦理有關手續，屬于“隱性就業”，真正完全沒有就業的人數很少。據分析，造成部分畢業生隱性就業的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一些學生暫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單位，先做一些臨時性的工作以積累經驗；第二，雖然一些畢業生找到了收入較高的工作單位，但這些單位不能接受檔案；第三，部分畢業生由于特殊的原因自謀職業，大多數也都不辦理手續。
2000年以來，經濟建設領域已經成為北京地區接受畢業生的主要領域。陸林預測，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民營企業逐漸發展壯大并走向規范，以及畢業生就業觀念的進一步調整，今后民營企業將成為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主要領域。
大眾教育新要求
“我們沒有適應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要求，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深層原因。”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教授王英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根據美國著名學者馬丁·特羅的理論：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能容納適齡人口15%以內的為精英化教育階段；能容納適齡人口15-50%的為大眾化教育階段；能容納適齡人口50%以上的為普及化教育階段。2002年我國高等院校的毛入學率已經突破15%，教育部門認為這標志著我國的高等教育已進入大眾化階段。
王英杰指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并不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特有現象。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印度招收的文理科大學生尤其是文科學生過多，而社會對這類人才的需求不大，他們畢業后的就業非常困難。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大學的招生數量急劇增加，這些學生畢業時正好遇到美國經濟的低潮期，就業問題也十分突出。
他認為，在大眾化教育階段，高校、用人單位、家長和大學生都需要適應新的要求。高校不僅在發展規模、招生數量上發生變化，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養目標、培養方法等方面發生質的變化。既要培養精英人才，也要培養滿足不同行業、不同層次需要的大量專業技術人才；教學手段、方法應該是多樣化的；所培養學生的知識結構和能力都也應該是多樣化的，他們的口徑更寬、適應面更廣。我國的高等院校正在努力適應這種變化，但是建立一種比較完善的機制，真正適應這種變化仍然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
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的要求也應該更加客觀。在大眾化階段，大學教育僅僅是終身教育的一部分，學生進入用人單位是新的教育階段的開始，真正滿足用人單位的需求必須有一個過程，需要更加專門化的職業訓練。用人單位特別是企業不能奢望畢業生既有技能又有豐富經驗，需要有對他們進行繼續教育的各種準備。
家長和學生的期望應該更加務實。在精英教育階段，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崗位都比較理想，家長和學生的期望值一直都很高。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不斷增加，很多行業的用人標準也相應提高，社會能夠提供的精英就業崗位畢竟是少數，大部分畢業生必須接受大眾化的就業崗位，不能進入他們以前所期望的精英崗位。對此，家長、學生都應該不斷調整心態和期望。
王英杰分析，我國高等院校的毛入學率剛剛達到從精英化階段邁向大眾化教育階段的最低線，全社會對大眾化教育階段的本質要求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一方面，高等院校沒有適應新的要求，真正依據市場對人才的不同需求做出根本性的調整，即使設置了一些適應市場需求的專業，但都非常倉促，甚至有些專業是受利益驅動而設置的，所傳授的知識和技能并不能真正滿足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社會用人單位、家長和學生也沒有適應新的要求，對大學畢業生的價值預期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階段。其結果是，許多畢業生將就業目光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以及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集中于條件較好的大公司、大企業，而真正需要人才的不發達地區和基層單位缺乏人才，造成人才的相對過剩。他說，“隨著全社會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不斷適應，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將會逐漸好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