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5日電 戶籍改革并未立竿見影，農民大量涌入城市的預言最終也沒能出現；戶籍改革只是消除了制度性障礙，經濟成本等障礙無法跨越
據財經時報報道，孫志剛死了。盡管在孫死后第80天——2003年6月9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十數名主犯、從犯分別被判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然而，這并不能說明由此案所引發的中國戶籍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已經被消除。
“流動大軍”心病
27歲的孫志剛是湖北武漢人，今年2月受聘于廣州一家公司。3月17日晚10時許，孫因“未攜帶任何證件”，在廣州黃村大街被天河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帶回詢問，隨后以“三無”人員身份轉送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18日晚，孫稱有病被送往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診治；20日凌晨1時13分至1時30分期間，孫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員兩度輪番毆打，當日上午10時20分，孫因大面積軟組織損傷休克死亡。
孫志剛直接的死因是慘遭8名兇手毆打；間接的死因，則是中國的收容遣送制度。這種制度在中國已經存在了50年，其背景就是限制流動人員自由遷徙的政策，以及由戶籍制度所導致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由于這種戶籍制度，中國有大約與生前的孫志剛一樣的1.2億流動人口，他們不能享受與所在地居民等同的“國民待遇”。
“收容制度本身針對的是特殊的群體，比如乞討或者有精神病的人，起初并不是針對農村人或流動人員的。”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鄉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白南生在評價孫志剛案時說。
白南生曾經專門對北京的收容遣送制度進行調查。他認為，北京的收容遣送制度至少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湊足了一車人，直接送到外地；第二個階段，把被收容的人送到京郊昌平去拉沙，掙足了路費再遣送回家；第三個階段，收容之后送到昌平，然后直接送到外省，讓他們的家人交錢，而且收的標準還比較高。
責問收容制度
白南生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認為，最后一個階段最值得擔心。“一個陜西人被遣送西安后，找當地的同學朋友借錢，湊了500多元錢才被放人——這意味著可能會有收入；而一旦與收費有關，就意味著從過去的‘任務’、‘指標’變成了‘解決經費’。”?
這種擔心并非多余。廣東的一家收容所甚至靠類似的“創收”蓋起了氣派的樓房。而“變味”的收容遣送制度，卻成了眾多流動人員共同的“心病”。
國家統計局人口社科司的數據顯示，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的流動人口數字達到了12107萬，其中，省內流動的有7865萬，跨省流動4242萬人。
經濟發達的特大城市，無疑是“流動大軍”的首選之地。北京至少吸引了250余萬外來務工經商的人；上海市外來流動人口早在2000年就達到了387.11萬人。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指出，這樣的統計還遠遠不夠，因為中國農村現在有2.7億剩余勞動力，除了1.4億被鄉鎮企業吸引，還有1.3億剩余勞動力需要從農業上轉移出去。
“至于上街攔人，拿不出證件就收容，這樣做很不合適。”白南生說，“實際上，很多北京人出門也不一定隨身攜帶證件；況且，在北京工作的大量人群都沒有戶口，比如中關村工作的40萬高校畢業生，有10萬人沒戶口。因此，如果修改收容制度，一定要界定清楚針對哪些對象，絕對不允許擴大”。
然而，這又豈止是一項收容遣送制度。
戶籍改革為什么遇阻
白南生說：“1999年前后，公安系統終于明白了：世人攻擊的其實并不是戶籍制度本身，而是很多被搭載在戶籍制度上的相關制度，比如跟遷移有關的糧油關系等。原來的戶籍制度，其實更多的是一種管理，一種登記制度，并沒有太多的經濟內容。”
2002年2月，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長鮑遂獻指出，人們之所以認為戶口限制了人才的流動，是因為戶口被人為地附加了很多不合理的功能。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戶口和教育、醫療、人事關系等掛鉤。他表示，要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面的不合理因素，還戶口以本來面目。
對此，白南生分析認為，實際存在的限制，最早表現為城市的各種補貼，比如糧油布憑票供應，以及就業安置、住房福利分配、子女免費或低收費入學、醫療社會保障、退休養老制度等等；另外，基礎設施的供應也有限。
現在，補貼情況不多見了，基礎設施的壓力也小了，其中，供氣、供電、供水等都市場化了；但是，擁有城市戶口的人還可以享受各種勞保，特別是最低生活保障。同時，在1997年以后，由于下崗分流人員的大量增加，不少地方認為大量進入的農民工在與當地人“搶飯碗”。
“為此，南京市曾經大量趕走民工，騰出了4000個工作崗位，但一個月后，當地人僅就業了1000個崗位，其余3000個沒人樂意干。實際上，外來人員與城里人的就業還只是部分地搭界”。
同時，白南生認為，目前勞動力市場不統一，也造成了外來工與本地居民的不平等競爭，“這不能充分發揮勞動力的優勢”。
另外，政策取向也不容忽視。白南生認為：“政府做的應該更多，比如衛生部，我感覺像‘醫院部’，因為他們本該提供更多的公共衛生服務；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考慮更多的也是城市居民的再就業。”
此外，依附于戶籍制度的教育制度也在不斷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權。
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試點處處長喬潤令告訴《財經時報》：“農民之所以選擇進城，主要可能是考慮子女的教育問題。現在，與戶籍制度有關的，可能就是教育和福利了。”
他指出，農民進城實際要遭遇戶籍制度和經濟成本的雙重門檻。“現在的戶籍制度性門檻已經下降，但經濟成本指標卻在上升，它們取代了以往的制度性門檻，成為農民進城新的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