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戰爭前，美軍的變革是“技術推動”，基本上是“摸著石頭過河”。海灣戰爭后，美軍開始以明晰的理論為指導，有選擇地把新技術納入軍事系統，加大“理論牽引”力度，一批新概念和新理論，如“系統集成”、“網絡中心戰”、“行動中心戰”、“非接觸作戰”、“全維高級作戰”等紛紛涌現，推動了美軍變革。
對軍事變革方案進行嚴密論證和實踐檢驗
對軍事變革措施進行充分論證，是美軍一貫做法。美國1986年的國防改組法，從論證到實施先后用了4年時間，軍方及參眾兩院都參加了方案的論證與制定。在新一個波次的軍事變革中，美軍沿襲了這種做法，把戰爭、演習和虛擬實踐三個環節作為其軍事變革的“試驗場”。如美軍在海灣戰爭中，全面檢驗了越戰之后軍隊改革的成果；在科索沃戰爭中，試驗了非接觸作戰理論；在阿富汗反恐作戰中，首次對網絡中心戰理論進行了嘗試；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使用第4機步師的目的，在于全面論證數字化部隊建設目標，為陸軍的數字化建設提供依據。20 02年7月24日~8月15日，美軍舉行的代號為“千年挑戰—2002”軍事演習，其目的是檢驗《2020年聯合構想》的主要作戰理論和原則，改進現行的條令、編制、訓練、人員素質和設施建設。
發揮現代技術的綜合優勢，開發虛擬現實技術，是美軍檢驗新理論、新戰法、新武器的常用方法。這種“準實踐”活動內容豐富，如國防部主持的“先進概念技術演示”；參聯會主持的“聯合概念開發與試驗”；軍種部主持的“軍種開發與試驗”。此外，陸軍、海軍、陸戰隊、空軍依托19個作戰試驗室，分別實施“陸軍試驗戰役計劃”、“艦隊作戰試驗計劃”、“海龍試驗計劃”和“遠征部隊試驗計劃”。在這種“準實踐”環境中，軍事變革減少了風險，避免了大的失誤。
贏得政府和社會對軍事變革的廣泛支持
美軍認為，軍隊改革需要足夠的經費保障，改革時期的國防開支不能低于G D P的5%。因此，美軍非常重視向政府和社會宣傳軍事變革，以求得民眾支持，為深層次的改革掃清道路。
美軍推行新軍事變革之初曾遇到一些政府幕僚的尖銳批評，認為這是冒險行為。為此，前國防部長科恩曾公布上任以來“實施變革活動的清單”，以求得政府的理解與支持。拉姆斯菲爾德接任后，美國國會仍對軍隊改革投入過多、步子過快、風險較大產生懷疑。9·11事件使美朝野意識到了軍事變革的必要性。布什很快公布了《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重新明確了美軍建設和改革的方向，宣布20 01年財年國防預算追加56億美元，2002財年預算3508億美元，2003年國防預算達到歷史最高記錄3961億美元。隨著政府推進軍事變革力度的增大和民眾態度的轉變，美軍邁開了更大的變革步伐。
軍事變革需要通過立法方能確保順利進行
在美軍歷史上，1900年的《參謀部法》、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1958年的《國防改組法》、1986年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等法律，曾對保證軍事變革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要作用。
美軍注重把比較成熟的改革成果及時“物化”于法典之中，把經論證試驗后相對成熟的理論寫進軍事法規，確保落到實處。“物化”的途徑主要有：納入國會通過的法律，國防部的《國防報告》，國防部、參聯會制定的軍隊發展規劃，參聯會和各軍種部隊頒發的條令條例等。如把“擴大文官職權”、“加強參聯會主席作用”、“設立聯合勤務軍官”、實施新“聯合作戰”和“聯合勤務”等建議，納入了“國防部改組法案”。1999~2002年國防部的《國防報告》吸納了“精確力量”、“無縫隙總體力量”、“導航戰”、“聯合持續打擊環境”、“全能軍隊”、“全方位高級作戰”、“火力圈”等軍事概念創新成果。“目標部隊”、“軍事能力向非國家主體擴散”、“前沿威懾”、“風險管理”等新理論概念，也寫進了2000年國防部、參聯會制定的《2020年聯合構想》等重要文件。
軍事變革的成功離不開科學的頂層設計
當年，為了強調本軍種的地位，美海軍曾提出了“由海到陸”，空軍提出了“全球參與”，陸軍提出了“全譜優勢”等不同的理論，各軍種都在暗示本軍種無所不備，無所不能，力求在結構調整中保證自身利益不受沖擊。面對這種可能導致軍事變革夭折的內部矛盾和沖突，美軍采取的基本辦法是通過科學的頂層設計化解分歧和矛盾。
20世紀60年代，美國通過國防管理改革，建立了“規劃—計劃—預算系統”，使國家和軍隊的頂層決策實現了制度化。該系統是改革的成果，反過來又為美軍各項改革提供了科學的程序模式。20世紀80年代，美軍為進行國防管理改革，在國防部組成了以副部長為首的改革研究顧問委員會，下設20個研究小組，對國防管理改革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規劃論證。冷戰后，美軍在軍事變革的頂層設計方面顯得更加成熟。美軍經過90年代前半期對軍事變革的理論探索之后，于1997年確立了“改革戰略”，并提出了指導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即由國防部制定的《國防改革倡議書》和由參聯會制定的《2010聯合構想》。《2010聯合構想》反映了美軍改革的總體設計，各軍兵種據此分別制定了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戰略。總目標與分目標相結合，自上而下形成體系，使軍事變革得以有計劃、有步驟地協調推進。
(來源：《解放軍報》2003年05月06日第6版，作者：李春立、胡谷能、董愛國，原題：《美軍如何推進軍事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