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1日電 作為新中國的建筑大師，梁思成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經歷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大地》月刊披露了發生在他身上的真實故事。
——蓋茅草房的梁思成
1938年4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師生經過長途跋涉抵達昆明，創建了西南聯合大學，由梅貽琦任校長。梅貽琦請梁思成夫婦設計西南聯大的校園，二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后，第一套設計方案躍然紙上。但是這個方案很快被否決，原因很簡單：經費短缺。
在此后的兩個月里，梁思成夫婦二人又把設計方案更改了多次：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磚墻變成了土墻。幾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淚。當他們交出最后一套設計方案時，建設長黃鈺生無奈地告訴他們：經校委會研究，除了圖書館的屋頂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師和校長辦公室可以使用鐵皮屋頂之外，其他建筑一律以茅草覆頂，土坯墻改為黏土打壘，磚頭和木料使用再削減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調整。
聞聽此言，梁思成忍無可忍，沖入校長梅貽琦的辦公室，把設計圖砸在他的辦公桌上，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還要我怎么改？”梅貽琦望著眼前這位激動的學者，呆呆地愣了半天，說不出話來。面對此景，梁思成喃喃自語道：“茅草房？這不是每一個中國農民都會蓋的嗎？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我……已經修改到第五稿了，從高樓到矮樓，從矮樓到平房，現在又要我去蓋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們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聽了梁思成的話，梅貽琦嘆了口氣，聲音顫抖地對梁思成說：“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師們對木材的用量嚴格計算啊。你想想，沒有這些茅草房，學生就要在露天上課，風吹，日曬，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國難，以你的大度，請再最后諒解我們一次。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來建一個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謝意，行嗎？”梅貽琦的聲音不大，卻有些顫，梁思成聽著，心又一次軟了。那天，他流下了眼淚，哭得像一個受傷的孩子……
——深愛北京城的梁思成
人們經常以無比欽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保護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所做出的努力。而這對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來說的確是難以想象的舉動。林徽因的弟弟是中國空軍的飛行員，在一次與日機格斗中為國捐軀。身處國恨家仇之中的梁思成仍然以“一個冷靜的歷史主義者，一個立足于人類而擁抱文化的‘世界主義者’”作出了這一令侵略者汗顏的舉動，致信美國軍方，希望他們能夠為全人類留下這兩座古城。日本古建筑學者福山敏男先生這樣說：“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戰中向美國提出了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濫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
一向與梁思成交好的沈從文曾在1948年寫過一篇《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假借“蘇格拉底”之口訴說自己對北平未來發展的設想。“蘇格拉底”認為，像北平這樣一座歷史古都，最好由一位“治哲學、懂美術、愛音樂之全能市長”治理，而古建筑專家、聯合國大廈建筑設計委員之一梁思成如若能夠出任副市長，則“實為中國一大光榮事”。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曾有解放軍代表來到思成先生的住處，請他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北平著名古建筑的位置，并請他用最短的時間編寫一份全國文物建筑的簡目。那位解放軍代表臨走前對梁思成說的話對他的震動很大：“請您放心，為了保護我們民族的文物古跡，就是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而這，正是他對共產黨最初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前后，梁思成被聘為“北平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此時的他很想“盡其綿力，為建設北平而服務”。1950年，梁思成急切地將對北京城未來的完美構想寫成《關于北京城墻廢存問題的討論》一文。
在梁思成心中，北京城是他的珍寶：“北京城的‘歷史文物建筑’無疑比中國乃至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多。它的整體的城市格式和散布在全城的大量的文物建筑群就是北京的歷史藝術價值的體現。它們是構成北京城市格式整體的一部分。他完整地體現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是一個封建社會的大陳列館。”思成先生晚年的伴侶林洙曾經回憶起聽梁公講授“元、明、清的首都——北京”這一課：
“他富有感情且略帶詩意地介紹北京四周雄壯的城墻”，“似乎是在向我們展示世界上最美最珍貴的寶物”；他又強調北京城市的格式——中軸線的特征，說這是“全世界最大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北京的土地使用及交通系統的規劃上，也是任何一個中世紀的城市所沒有的。
北京是在全盤的處理上完整地表現出偉大的中華民族建筑的傳統手法和在都市計劃方面的智慧與氣魄。
梁思成曾經用詩一般的語言向周總理談起北京的城墻，在他的語言中，這座古老的城墻無疑是具有永恒的生命的。
“環繞北京的城墻，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杰作。它不只是為防御而疊積的磚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對于北京形體的壯麗有莫大關系的古代工程。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總都要引起后人復雜的情感。”
——“我也是遼代的一塊木頭！”
謝泳先生在《梁思成百年祭》中說：“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鄉，但北京消失的時候，他最心痛，他有沒有流過淚，我不知道，但我依稀聽到他的嘆息聲，北京，你真的就這樣消失了嗎？”歷史真是無情，當故都將傾的時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個“瘦弱，還有些殘疾的書生”。
梁思成說：“我和彭真很熟悉，為了北京市的建設問題爭論不休。我說現在你不采納，五十年以后，事實會證明我是對的。彭真說你若是皇帝，一定是個暴君。現在看起來，我的觀點中有的是不對頭，但我敢于爭論。一個人沒有主見是不行的。”
梁思成沉痛地說，彭真曾在天安門上告訴他：“中央一位領導人曾經說，將來從這里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當時我沒有說什么，但是心里很不以為然。”梁思成曾想發揮“社會主義國家更有效的集中領導”，汲取西方工業化國家一百余年來的發展經驗，解決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城市問題，希望把北京建設成像華盛頓那樣“風景優美、高度綠化、不發展大規模工業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羅馬和雅典那樣的世界旅游城市”。而這些想法實在就是一介書生的肺腑之言，“沒有想到反對誰”。
當聽說自己曾經勘察過的河北寶坻縣一座遼代古廟被拆毀后，思成先生不禁發出了一句近乎禪語的感嘆：“我也是遼代的一塊木頭！”
我的煩惱是“黨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我就開始犯錯誤了。我一個人單槍匹馬到想搞一個在建筑領域中的反黨活動。我寫文章、做報告，系統地做學術演講，并且以我的理論教育清華大學建筑系的教師和學生。為了反對美國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識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話“矯枉必須過正”，所以為了矯方匣子之枉，必須過正地去搞復古主義。我想搞成一個學派，以群眾的壓力來“教育”黨的領導同志。我的錯誤理論在全國范圍內影響了不少建筑師，造成巨大浪費。正如一位領導同志后來告訴我說：連許多共產黨員都被我“俘虜”了。正在我暗暗高興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突然成了全國性的批判對象。使我大吃一驚。我心情非常沉重。
50年代借口反對浪費國家資材而開展的對梁思成“復古主義”的批判實際上是關于北京城墻存廢問題討論的延續。梁思成并不贊同簡單地將古代宮殿式的屋頂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筑頭上，這并不符合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在1944年撰寫的《中國建筑史》中，梁思成認為這類建筑“頗呈露出其設計人對于我國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協和醫學院與(成都)華西大學，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頂而已”。
和當時的許多文化批判一樣，文化并非討論的內涵，甚至根本不是討論的內容。需要的是取代，是從根底上動搖所有領域中權威者的文化信念。最便利是辦法，莫過于以不可反駁的氣勢壓倒被批判者，將人的文化思維引到一種既定的政治目標上來。李輝先生在《梁思成：永遠的困惑》一書曾經摘引了1955年《文藝報》一篇題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問題的錯誤》的批判文章：
“梁思成口口聲聲是‘對人的關懷’，但他的‘理論’和他的所作所為，都徹底地證明了他根本缺乏‘對人的關懷’。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動階級的立場，他才把建筑藝術看做是沒有階級性的，才產生了他這一套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復古主義論調，才要我國現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紋絲不動地向古代反動的宮殿、廟宇、衙署和住宅看齊。”
幾十年前，任公為愛子選定遠離政治的建筑為業。與任公初衷相悖，突如其來的暴風雨硬是將身有殘疾的書生梁思成深深地卷入旋渦。
梁思成自認為“對黨的教育方針存在不同看法”，而這在50年代的中國無疑是大逆不道的。“院系調整時把綜合性的清華大學改為工科大學，我覺得可惜，這是和我的‘通才’教育思想相抵觸的。”“現在群眾批判我不是培養‘專家’而是培養‘雜家’，把青年引入歧途。但是從建筑人材的培養看，我仍認為建筑師需要有豐富的外圍科學知識。”
1955年，對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沒有把他的內心世界摧毀。當時對清華大學建筑系的一個基本評價是：“清華大學建筑系的教授們存在著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建筑思想”，它的具體表現是以梁思成為首的大部分教師片面強調“建筑即藝術”，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藝術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設”。在進行專業教授過程中，貫穿著唯美主義思想，強調清華建筑系與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學生掌握“藝術”，錯誤地認為工業建筑是低級的，學好民用建筑就會作“藝術要求較低”的工業建筑。還有的教師甚至認為培養工業建筑設計干部不是清華大學建筑系的任務，清華大學建筑系在教學過程中傳播了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建筑思想，他們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貫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遼，遼不如唐”的觀點。同時，北京開始了它消失的命運，而梁思成卻沉默了。
1957年3月2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梁思成對北京的城市建設發表了意見。
梁思成說：“展寬西長安街的時候，拆了很多民房，結果街道過寬，街道當中用不著，留作停車廠，把民房拆了作停車廠，我看不太妥當。”他還說：“西長安街太寬，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鐘，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鐘，小腳老太婆過這條街就更困難了。”
梁思成說出了他的心里話，但他沒有留住雙塔慶壽寺和東直門城樓，它們還是消失了。
在“一切以人民的名義”的名義下，梁思成沉默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已被剝奪看《參考消息》資格的梁思成夫婦聽朋友說《參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翻譯家傅雷之子、鋼琴家傅聰“叛逃”美國的消息，梁思成睜大眼睛說：“這消息可靠嗎？”妻子隨口問了一句：“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國外去嗎？”
“離開中國？不！1947年我離開美國回國前夕，費正清夫婦和一些美國朋友對我說：‘共產黨要來了，你回去干什么？’……我說：‘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他們也要蓋房子。’我還是堅決回來了。多年來我感到幸福的是國家需要我，因此我心甘情愿為祖國奉獻一切。……我所唯一可奉獻給祖國的只有我的知識，所以我毫無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識獻給中國未來的主人，我的學生們。沒想到因此反而成為社會主義的罪人。”“如果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萬只腳’，只要因此我們的國家前進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國外去？不！既然連祖國都不需要我了，還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悲哀的嗎？我情愿作為右派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國去。”(張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