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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占普教人數的9.5% 教育經費投入只占1.2%

　　從教育的最高行政主管部門——教育部來講，幼兒處是基礎教育司中最小的一個部門，小到只有一個人。

　　這樣，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教育部門，除了北京、天津教委設有幼教處外，其他基本上只有一兩個人在兼職管理幼教。而據了解，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20多個省市都設有幼教處。

　　“可能主要精力都放在基礎教育上了，使幼教管理薄弱，不到位。”一位從事幼教研究的人員這樣評價這種管理現狀。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學前教育階段的財政投入嚴重不足。據《中國統計摘要(2007)》公告，每10萬人口中各級學校的平均在校人數，2000年時高校是723人，幼兒園是1782人，到了2006年，高校增長為1816人,而幼兒園人數則減少為1731人。

　　從非義務教育投入來看，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斷增加。可是占整個受普通教育人數9.5%左右的幼兒，得到的教育財政投入每年只有100億多一點，只占整個教育投入的1.2%~1.3%，年生均經費僅為284元。

　　這種國家層面管理體制和投入不足的問題，使各級政府也相應地減少了對幼兒教育的投入。中央教科所一篇多人署名的《破解“上學難、上學貴”問題，促進教育公平發展》的文章中提及，與國際上早期教育經費占公共教育總經費的比例相比，我國幼兒教育經費所占比例過低。

　　文章舉例說，巴西為5.1%，墨西哥為8.9%，泰國為16.4%，新西蘭為4.2%。我國幼兒教育多年來不僅投入過少，而且有限的資金中有70%用于極少數示范幼兒園。農村及城鎮普通公辦幼兒園長期享受不到政府的經費資助。

　　“幼兒教育應是普及性教育。無論從兒童發展的啟蒙教育，還是對學習的態度以及成人后對社會的親合力來看，都是一個基礎階段，對一個人的一生具有重大影響。”該文作者同時說，在美國次貸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歐洲某國最近依然宣布增加對幼兒教育的投入，由此可見在世界范圍內，各國對學前教育都是相當重視的。

　　學前教育投入嚴重不足 少數公辦園卻是超豪華

　　財政對于學前教育投入過少，使得多數公辦園的日子舉步為艱，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教師嚴重缺編。

　　一位省級教委幼教負責人告訴記者，2002年出臺教師編制標準時，沒有同時出臺幼兒園教師的編制標準，于是許多地方誤以為幼兒園教師編制是要占用小學編制的，造成幼兒園教師編制的大量縮編。

　　東部一個省份的一家鄉鎮中心幼兒園，在前幾年被取消了公辦教師編制后，一開始鎮政府每月補助每名老師300元。但是農業稅取消后，鄉鎮沒有額外的經濟來源，于是對幼兒園的補助也消失了。之后，該幼兒園靠每個孩子每月多收取20元維持教師工資，很快就倒閉了。

　　重慶曾對63家公辦幼兒園做過調查，40%缺編。

　　西部一個省會城市的省委機關幼兒園，曾經有61名教師。由于自然減員，不再增加編制，現在只有21人有公辦教師身份。幼兒園擴招教師需求量增大，無奈只能靠聘用教師。聘用教師就涉及到教師的工資問題，最后的解決辦法只能是依靠幼兒園自行開設的許多項目：藝術課外班、蒙氐教學法。

　　而這僅有的一點財政投入，又主要集中在了少數示范園。據調查，海南省所有公辦園中，只有兩三家是全額事業撥款。記者曾經采訪過北京一家有名的示范公辦園，進入其中，無論是操場、樓道，還是班級教室，中英文對比的卡通貼畫、小橋流水的盆景造型、轉角處巧妙設計的防碰護欄，感覺每個細節都在精雕細刻。而幾公里之外的一棟50多年的老筒子樓里，順著窄小、昏暗的樓梯，上到二層，十來個房間就是一個幼兒園，操場就在居民樓的頂上。

　　正像幾位教育界人士同時指出的那樣：“幼兒教育兩極分化嚴重，幼兒園經費嚴重不足與幼兒教育資源分布極度不均衡的問題并存。這些問題都嚴重影響到幼兒教育的發展。”

　　改制園處境尷尬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公辦園有苦衷，改制園也面臨種種困難。

　　北京朝陽區酒仙橋路上的一家幼兒園是企業改制園，因為硬件設施較好、教學質量穩定、收費較合理，在周圍的幼兒園中，也屬于較難進的。可是即便招生充足，每個孩子每月1000多元的收費仍無法保證給予教師充足的工資，一名教齡20多年、有一級教師證的老師，月收入扣除三險一金后，只有1400多元，這個收入水平在北京明顯偏低。

　　提起與公辦園、民辦園的差別，園長就感覺非常委屈：“公辦園有財政投入，民辦園、私立園可以借各種名目高收費，但是我們總認為還是要延續幾十年的傳統，以質量服人，收費不能過高，這使得我們生存得很困難。”而與這家幼兒園相鄰的同樣一家過去由企業辦園的幼兒園，因為承包給了私人，每月收費高達1700元。

　　據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長、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馮曉霞教授介紹，企業園是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為解決大量雙職工家庭的實際問題，由企事業、機關、部隊等機構辦起來的內部幼兒園。

　　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這些幼兒園大量被原有“母體”剝離出來，少數歸到教育部門，大量成為改制園，面向社會招生，自負贏虧。有的因為經營不善，慢慢消失了。

　　“這種情況，在北京非常突出，因為北京的部隊、機關、學校較多。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上海。上個世紀50年代，上海新建的許多幼兒園就開在社區，面向社會。”馮曉霞說，目前上海的情況最好，公辦園基本上能解決所有幼兒的入園問題。

　　“其實，原來企事業機關辦園的時候，國家對這些幼兒園進行了‘隱形’的投入。因為對于幼兒園教師工資、日常開支，企業都是采用稅前預留的方式，并作為職工福利計入成本。但是，改制后，這些幼兒園完全走向市場，國家等于停止了過去的間接投入。”長期從事學前教育研究的馮曉霞說。

　　政府加大學前教育投入刻不容緩

　　鑒于我國學前教育的現狀，政府應該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已成為我國絕大多數教育工作者的共識。

　　馮曉霞教授認為，19世紀中葉以前，幼兒教育一直是私人行為，但在20世紀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的責任。國家介入幼兒教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發展趨勢。

　　她向記者介紹了世界上不同國家介入幼兒教育的不同類型。比如，歐洲經合組織國家(OECD)主要是通過公共財政來支持幼兒教育。其中一些國家不論父母的就業狀況和收入如何，幼兒教育均是免費的；另外一些國家則是采用國家財政支持和根據父母收入交費并行的方式，父母所支付的部分一般不高于費用的30%。

　　還有一些發達國家雖然沒有像OECD國家那樣管理，但也通過多種支持方式承擔起政府對幼兒教育的責任。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學前教育一年由政府買單。我國澳門特區已從2006年開始將免費教育下延至學前教育1~2年。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臺灣地區目前正在推廣學前義務教育券，通過孩子補貼到所在的私立幼兒園。這種做法既補貼了幼兒家庭，又補貼了原來沒有政府投入的私立幼兒園，同時也使原來一直取締不了的非法幼兒園沒有市場。

　　除了以上這些政府投入的積極政策，還有的國家專項撥款對弱勢幼兒進行早期補償教育。如美國的提前開端計劃和英國的確保開端計劃等。馮曉霞介紹說，大量研究表明，幼兒教育的受益者除了兒童個人、家庭之外，更主要的還是國家。

　　總結同類研究的成果，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的James Heckman教授在“促進人力資本的政策”一文中指出，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在幼兒時期對一個人投資1美金，將比在幼兒期之后投入同樣的金額收益更大。最佳的投資政策是：兒童年齡越小，投入資金越多，并且隨其成長過程而不斷追加。

　　OECD曾在某一年的教育政策分析中指出，“幼兒教育是終身學習的第一筆投資，是一項意義遠大的政策援助”。獲益者不僅是兒童個人及其家庭，也是整個社會。因此，幼兒教育具有公益性，是一項“社會公共福利事業”，國家財政給予支持是理所當然的。

　　依據這些國內外成功的學前教育政策，教育專家提出建議：政府應該切實加大學前教育投入，盡快制定幼兒園收費管理辦法。作為單位福利的企事業幼兒園從單位剝離出來之后，應該轉為社會福利，國家在建立公共財政體系時，應在社會福利系統中考慮用適當的方式將其加入。另外，要優先在農村、邊遠地區及社會處境不利人群集中的地區實行學前一年義務教育，待條件具備后逐漸擴大至全體兒童。（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