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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孫柏瑛

　　8月初，在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有關黨政領導干部考核機制的意見之后，中組部出臺了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3個實施辦法。“一個意見，三個辦法”是中央第一次就干部考核提出明確、規范的文件，在我國干部考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將會帶來怎樣的變革？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孫柏瑛教授，做深入、全面地解讀。

　　“三位一體”考評

　　《決策》：近年來，一些省份紛紛探索新型考核模式，有關實踐如火如荼地展開。這些地方上的探索取得了什么樣的經驗？

　　孫柏瑛：廣東、浙江、山東、河北、山西等多個省先后建立了政績考核的新指標體系，將環境資源、土地保護等綠色發展因素，以及教育、就業、平安建設等民生要求納入考核范圍。這些實踐為干部考核新機制，提供了現實的經驗和實施的依據。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應對新發展，應“讓善于科學發展的人上，不會科學發展的人、阻礙科學發展的人下”。經歷了多年的改革發展，黨政領導干部意識到，在當今關鍵的發展階段，貫徹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轉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是增進中國社會持續發展能力的必由之路。因此，領導干部需要建立新的思維導向，需要新的“指揮棒”引導行動。

　　《決策》：“一個意見，三個辦法”標志我國醞釀、試點已久的干部考核新機制正式啟動，并進入組織實施階段。新機制的推行究竟體現了怎樣的精神內涵？

　　孫柏瑛：績效考核最為基本，也是最為根本的理念就是不簡單為考核而考核。考核的目的在于將戰略發展目標與部門及干部的責任、部門及干部的觀念和行為統一、聯動起來，以保證整個政府行動的有機統一。

　　考核新機制凸顯了科學發展制導、政治責任回應和執政行為改進三位一體的聯動。考核系統的建立體現三大關鍵點，可以概括為確立理念、注重責任與行動。強調以清晰的戰略發展目標，統領部門及干部的責任導向，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以責任分解形成指標體系，指導部門及干部的工作行動，強化部門及干部對責任的回應；以測評結果的應用，反饋問題，改進行為。

　　中央出臺的干部考核意見和辦法集中反映了以科學發展為戰略意圖，以績效考核工具引導行動，積極踐行科學發展責任的三位一體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考核新機制充分回應了以往發展模式存在的問題，以及發展模式在績效考核中折射出來的問題。力求在新的考核機制中克服問題，尋求完善。績效考核本身是一個試錯、反饋、改進的過程，通過考核歸集問題，探索改進方向。因此，考核新機制是積極回應問題的態度，更是強化責任與落實行動的制度規范。

　　改變“唯GDP論英雄”

　　《決策》：過去單純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的發展理念，造成了很多問題，促使人們反思。干部考評機制在發展理念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導向作用，新機制能否轉變“以GDP論英雄”的錯誤導向？

　　孫柏瑛：考核新機制的亮點之一，就是全面反思并歸集了以往經濟發展模式折射于績效考核導向上的問題。這一問題表現在，過度突出單一的經濟增長指標，強調“唯GDP論英雄”的政績評價方式，GDP數字出官，官出數字。

　　這種崇拜GDP的評價導向刺激了各級官員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從事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的沖動。官員多注重短期性、經濟發展規模與速度層面的成長能力，而忽視對長期發展、經濟發展方式、質量與結構以及生態承載、社會均衡發展層面的關注。從而影響到經濟與社會持續、健康、和諧的發展，造成數量與質量、短期與長期、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的一系列脫節和沖突現象。

　　所以，轉變考核導向，建立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目標，成為貫穿新機制戰略制導的主線。

　　《決策》：在新的考核導向下，領導干部應該如何做？

　　孫柏瑛：考核新機制將黨政領導干部的目光，聚焦在科學發展觀賦予各級政府的重大責任和關鍵任務上，經由績效考核手段將科學發展的理念落到實處。概括而言，考核新機制要求中央與地方各級領導干部：

　　一是轉變發展觀念，樹立新的政績觀。這要求干部不僅要考慮經濟增長的需要，更要考量經濟增長的方式；不僅要考慮經濟層面的成長力，更要考量及時回應社會問題、兼顧社會協調發展；不僅要考慮政府的目標，更要考量、關注民眾的訴求和民生的需要。

　　二是在新機制下，績效評價指標的結構和權重將有重要調整，反映綠色GDP、民生、公共服務質量、社會發展的指標將嵌入指標體系。這意味著，各級官員要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盡可能尋求平衡多元價值以及解決公共問題的合理途徑。這無疑考驗著官員把握社會公正、平衡多種價值、改善施政行為方式的能力。

　　三是在新機制下，績效綜合評價的結果將成為考評官員業績以及人事提拔、晉升、任用依據，從而不斷強化部門和干部政治責任的意識，強化其工作行為與政府戰略發展目標的一體化與聯動性。

　　個性化指標與民意考核

　　《決策》：新機制在考核評價方法上，有哪些特點？

　　孫柏瑛：從考核指標上來看，新機制強化了全體黨政干部認識和行動上的共識，以保證科學發展目標的實現。但與此同時，新機制也闡釋了顧及各地方發展情態的差異，對考核對象進行有效分類管理，將統一性與差異性有機結合的原則。

　　這一原則使得考核過程既包含體現整體要求的共同性指標，又納入了反映不同區域社情性質、發展特性與水平的個性化指標。這樣，保證并增強了考核新機制運行過程的整合性、獨特性、針對性和可行性。

　　例如，廣東省在分類統籌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到經濟發展、增長極水平、生態特質、人口狀況、功能區域性質等要素，對所轄四個不同區域分別制定了共同指標和分類個性指標，將整體性與個體性兼容。由于考慮比較周全，考核設計比較符合人本與人性，增強了推行的可能性。

　　從中我們也看到，尋求合理的績效考核指標和標準的過程，也是地方政府不斷探求和清晰自身功能定位、發展路徑和公共資源配置的過程。如果地方政府通過績效考核機制能夠客觀、系統評估自身的優勢和不足，改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對于政府自身能力提升，管理上水平無疑意義積極而重大。

　　《決策》：考核新機制的另一個亮點是，增加了考核評價過程與方式開放性、民主性、互動性的訴求。新機制為什么會特別強調民意考核？

　　孫柏瑛：以往考核的過程比較封閉，考核渠道單一，對民眾意志反映相對被動。主要表現為績效體系建立與實施是政府關起門來進行的，無論是其生成過程和責任方向，還是信息傳導與評價主體，要么主要來自自上而下的壓力，要么主要來自政府內部的上下級或平行關系。而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享有者或終極受益者——廣大民眾，卻很少有機會借由績效評價向政府表達意見，溝通建議，政府朝向民眾的責任相對比較薄弱。

　　近年來，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勵精圖治，探索公民參與政府績效考核的途徑，北京市區縣政府開展的公民滿意度評價制度、青島市政府的承諾制度、珠海市政府簽訂的績效白皮書制度等都代表了各個地方的探索努力。

　　新機制則明確要求考核務求增強民意的體現，加強考核工作的透明性和互動性。新機制規定，對干部的考核過程將更加強調民主，擴大黨內外群眾的知情、參與和監督權利，以促進考核的公開性。

　　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要求干部朝向民眾，尊重民意，接受民眾的監督，以提高民眾的滿意度為己任，代表名副其實的服務型政府形象；另一方面要求增強開放性，增強干部回應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這一點而言，考核新機制的本質是要強化干部對民情、民生、民意的關注度，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

　　《決策》：考核新機制在干部選拔、任用等方面，還具有怎樣的功能？

　　孫柏瑛：新機制以工作實績評價為基礎，還旨在保證干部選拔、任用更加制度化和規范化，防止干部“帶病上崗”、“帶病提拔”。借助考核工具，新機制力求推進干部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民意調查、個別談話、實際分析、綜合評價制度的完善，增強程序的規范化與民主化。

　　在這里，考核一方面引導干部的行為和努力方向，另一方面為組織部門考察干部、使用干部提供重要的依據與參考系。它有助于加強干部任用過程的客觀性、公平性，更有助于廣大黨員群眾的廣泛監督，真正實現“以科學用人、保證科學發展”的訴求。

　　(摘自《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