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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楊時旸

　　《原野》，這部由開國元勛葉劍英之女凌子執導的電影，1981年即拍攝完成，但曾在國內被禁放7年，直至1988年才允許在國內公映，并于1988年榮獲第11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個中緣由，一直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謎。

　　影片女主角劉曉慶在頒獎會上感慨道：抗戰8年，《原野》是7年后才允許上映啊！

　　“不知道葉大小姐要干什么”

　　《原野》是劇作家曹禺1937年創作的作品，與《雷雨》、《日出》并稱曹禺早期創作的“三部曲”。作品描寫的是，在民國初年北方一個偏僻農村里，被惡霸地主焦閻王奪取土地、活埋父親、賣了妹妹、搶走未婚妻的農民仇虎，從監獄逃出后向惡霸地主復仇的故事，揭示了黑暗畸形的社會對人性的扭曲和摧殘。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30年后，凌子提起當時的選材仍興奮不已。

　　《原野》自問世以來一直是一部有爭議的作品，解放后還遭到過批判，這部作品的演出也受到一定影響。“這個話劇好多年沒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戲拍小品的時候才拿出來演。”凌子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凌子，原名葉向真，1960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后轉投中央戲劇學院。“文革”期間轉行學醫，在北京301醫院擔任7年外科醫生。“四人幫”倒臺后重返文藝界。

　　1978年，重新“歸隊”的凌子調任中國新聞社電影部。當時，凌子和北影以及中戲的一些朋友經常聚在一起討論藝術。在這個松散的小沙龍里，藝術成了他們表達自我思考的一種途徑。一次，凌子向朋友們提出了改編《原野》的想法。

　　曹禺曾擔任過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凌子在中戲讀書時擔任學生會主席，與曹禺有過接觸。劇本改編完成后，凌子將劇本交予曹禺指點。“可是人家不回話，根本不理我們。”凌子笑著說。

　　沒有得到回應的凌子找到當時的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兼南海影業公司董事長吳江，提出拍攝故事片《原野》。“吳江當時眼睛眨了半天，說，‘我們從來都拍紀錄片啊’。”凌子回憶說。

　　吳江開始給凌子出難題。“給你20萬，干不干？”凌子說：“干！”凌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文革”前，中國拍攝一部小成本的故事片，大致需要80萬到100萬人民幣。“我了解吳江的脾氣。如果干得好，以后他會支持的，所以我打算先上馬再說。”凌子說。果然，后來吳江看了他們拍攝的外景畫面很興奮，說，“好，你們拍吧。”

　　劇組成立后，首先通過北影廠和長影廠借演員。“選來選去，女主角覺得劉曉慶最合適。”當時，劉曉慶正在拍攝《神秘的大佛》，接到通知后非常干脆：“這個角色非我莫屬。”男主角的借調雖然有些波折，最后仍然選定了硬漢形象的楊在葆。

　　《原野》既是名著卻又遭到過批判，凌子說，在拍攝過程中他們十分謹慎。“當時拍劉曉慶和楊在葆的一段幽會的戲。導演組在現場開會，討論怎么表現兩個人親熱過。有人說劉曉慶的兩個扣子都解開，有人說不行。最后定的是只解開第一個扣子，再把領子拉大一點。”《原野》副導演黃嘉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影片從1979年10月開機，到12月殺青，歷時3個月，最終花費23萬人民幣。“當時不讓我對外說是20多萬，對外要說是大制作。”凌子大笑道。

　　影片拍攝完成后，凌子再次邀請曹禺看片。再三邀請之后，曹禺來到北影廠觀看了尚未音畫合成的樣片。“看完之后老頭非常高興。他把能請的朋友都請去看，在北影廠連續看了7遍。”凌子說。

　　后來，曹禺還在家中宴請《原野》劇組人員。席間，曹禺對凌子說，“我跟你說吧，當時我不知道你這個葉大小姐要干什么。我這個《原野》已經給批了一遍了，已經壓箱底不敢吭氣了。你又要拿出來演一演，回頭給我抖落出來又要批判一遍。所以，我不敢問這個事情，也沒法阻止你們。”

　　凌子問曹禺先生，“那您看了之后，覺得有沒有失掉原意？”曹禺說，“更凝練了，比原作好。”

　　只能外銷，禁止內銷

　　正片完成之后，吳江請中新社主管領導、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的廖承志前來看片。廖承志當場指示，這個片子要拿到國外去參加電影節。

　　凌子回憶，“當時廖公說，香港人對洋人的評價特別在乎，如果在外頭任何一個電影節有一點響動，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樣了。”當時，中國新聞社主要對港澳發布消息，所以港人是這部電影重要的觀眾群之一。

　　1980年，香港電影界人士榮念增看到這部影片的拷貝，并向威尼斯電影節亞洲選片人馬克•穆勒做了推薦。馬克•穆勒是現任威尼斯電影節主席，他是國際電影圈里大名鼎鼎的“中國通”，曾多次把中國電影推向世界。當時，馬克•穆勒來到中國，在電影局待了一個星期，看完13個電影廠呈送的全部影片，都沒選中，最后決定將中新社立項拍攝的《原野》送去參賽。

　　為出國參賽，影片要送到日本東洋顯像所進行后期制作。攝制組派攝影師羅丹赴日辦理。臨行前，羅丹從單位借了一提包的日元。“當時沒有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羅丹就抱著那包錢去的日本。而且走到哪兒都抱著那個包。”凌子說。

　　一切就緒。凌子回憶說，就在簽證全部辦理完畢準備前往威尼斯的時候，演職人員突然接到電影局通知：禁止前往威尼斯。理由是這部片子不能代表中國。因為凌子的工作單位是中新社，電影局無權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1981年的威尼斯電影節。

　　凌子至今還記得，電影節上，她一進餐廳，演奏人員就彈起日本歌曲。“他們都以為我是日本人。”《原野》是第一部中國大陸生產的入圍參賽電影。

　　《原野》最終獲得那一屆威尼斯電影節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榮譽獎。

　　回國之后，按照正常流程，《原野》開始進入審查和公演程序。但得到的答復卻是，此片只能外銷，禁止內銷。“就是不讓演。電影局說中新社是對外的，所以國內不能演。”凌子說。

　　后來，因電影局稱此部電影不能代表中國，也因這電影不允許在國內放映，凌子在圈內得了一個綽號：“外國導演”。

　　據凌子回憶，當時有關部門請工會、共青團、婦聯開了個座談會，結論是男女主人公亂搞男女關系，教唆犯罪，宣揚有婦之夫通奸和宣揚暴力復仇。凌子記得，為了爭取能在國內上映，廖承志打電話給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司徒慧敏，“兩人在電話里都吵起來了”，但結果仍是，只能外銷，不能內銷。

　　一時間，關于《原野》的傳聞四起。有說影片中有劉曉慶的裸戲，而且電影分為國內國外兩個版本。影片主演劉曉慶在其回憶錄《路程》中寫道，“傳我拍了床上的裸體鏡頭，后來據說竟然出現在國內的《大參考》上。”

　　內參片轉公開

　　雖然國內禁止公映，但從1981年開始，《原野》已經從另外的渠道伴隨著傳言在大眾中開始傳播。“《原野》那會兒成了國產內參片。很多機關開會，休息的時候都放這個電影的錄像帶。”《原野》的監制馬游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凌子感到，此后《原野》的陰影一直籠罩著她。1982年，凌子為瀟湘電影制片廠拍攝根據作家韓少功小說改編的電影《風吹嗩吶聲》，引起夏威夷電影節的關注，對方發函電影局請求寄發拷貝。但電影局未給回應，隨后寄出另外一部電影《沒有航標的河流》參展。與《原野》相反，凌子的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準內銷，禁止外銷”。“這個電影的本子，電影局審了8遍。”凌子說，最后在金雞獎和百花獎開獎前一周允許上映，“時間這么短，顯然不能參加評獎了。”

　　有香港的朋友問凌子：“你又怎么了？”凌子無奈地答，“我什么事都沒有啊！”

　　這兩部電影之后，《原野》的男主角楊在葆曾在一次碰面中對凌子說，“你已經有了自己的風格，要保持下去，下一部要拍什么，表現什么？”

　　凌子當時回答，“下一部我要拿大頂。”1985年，凌子果然拿出了一部“拿大頂”的作品《三寶鬧深圳》。這是一部北京和香港合拍的鬧劇喜劇，夸張的鬧劇風格與凌子前兩部影片基調大相徑庭。

　　凌子用《三寶鬧深圳》這個鬧劇揮別影壇，此后不久前往香港居住。

　　但事情并非就此完結。1987年12月15日，中國新聞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審報告單，再次要求在國內公映這部影片。而導演一欄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據凌子好友黃嘉明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這是凌子從醫時的曾用名。

　　1988年，身居香港的凌子突然接到一位友人電話，告之《原野》在國內上映的消息。隨后凌子接到邀請，回內地領取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的獎項。

　　“其實我覺得也就是打個補丁。”凌子對于時隔7年解禁公映的解讀是，“可能是因為時過境遷了吧。”

　　現在的凌子是國際儒學聯合會普及委員會副主任，倡導儒學的普及工作，大部分時間安靜地生活在北京。電影，對她而言似乎已成過眼云煙。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