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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曾焱

　　徐悲鴻最愛畫馬，這類題材在博物館和私人手中的收藏量都不小，海內外的近現代中國書畫拍賣會上也幾乎場場都看得到一兩張，仿佛是慣例。香港蘇富比2009年春季拍賣，近現代書畫部分也將有一幅徐悲鴻的《立馬》，但因了出處不一般，而顯出它的吸引力來——1994年在臺北舉行過一場轟動收藏界的張學良“定遠齋藏中國書畫”拍賣，《立馬》也在舊藏之中。目前所知這是徐悲鴻題贈張學良的唯一一幅畫作。

　　“徐張之交如何，很難找到文字方面的記載。我們也翻閱過大量資料，至今沒有發現徐悲鴻送給張學良的第二張畫。徐悲鴻在《立馬》這幅畫上題贈的詩句，對照當時張學良的經歷背景來看是很有意味的。中國書畫好玩的地方不只在于畫面本身，背后那些故事，和歷史、文化背景交集在一起，也是值得我們去慢慢品味和研究的東西。”香港蘇富比近現代書畫專家張超群先生告訴我，《立馬》是畫于抗戰期間的1942年底，其時徐悲鴻居貴陽，正準備動身去桂林。少帥張學良因為“西安事變”已經失去人身自由6年，被蔣介石禁閉在貴州桐梓。徐悲鴻用立馬形態贈張學良，形格勢禁之下又似蓄勢待發，寄喻都在畫中。款識中他摘錄了杜少陵《秦州雜詩二十首》中的兩句“哀鳴思戰斗，迥立向蒼蒼”，落“漢卿先生教之，壬午歲盡。悲鴻貴陽客中寫少陵詩”。張超群說，從所選題材、題贈的詩句都可以了解，徐悲鴻對張學良彼時心境體諒頗深。

　　這幅畫通過什么途徑送到了張學良手中？贈畫人和受畫人日后都沒有留下相關的言語或文字記述。從此畫后來的經歷看，張學良對它應該是珍重愛惜的。蔣介石幽閉張學良多年，雖然“管束”嚴厲，但一直允許他把早年收藏的一些珍貴古籍和古代書畫帶在身邊，輾轉西安、北平、奉化、重慶、湖南、貴州等地，1947年后又隨他去往臺灣。1942年徐悲鴻畫贈的《立馬》，戰亂遷移中未離張學良左右，并和那批古籍書畫一起到了臺北。1994年4月蘇富比在臺北新光美術館拍賣“定遠齋藏中國書畫”，207件拍品，里面古代書畫居多，只有極小部分近代書畫。張超群記得：“同時代畫家送他畫作的，除了旅居海外的張大千，留在內地的只有徐悲鴻和林風眠兩人。”那兩幅林風眠水墨，張超群說他個人覺得依據落款時間應是畫家1989年在臺北籌辦個展時才送給張學良的，屬于晚年新藏。徐悲鴻的《立馬》卻不一樣，寥寥筆墨陪伴張學良半個世紀，也算是大歷史中一筆細微的旁注。

　　15年后《立馬》再次露面，難免不引人想起當年那場豪拍的場面。香港蘇富比書畫專家張超群回憶：“1994年‘定遠齋藏中國書畫’拍賣造成的影響力，內地收藏界有親身體會的人可能不太多，因為當時內地才剛剛興起藝術品拍賣。可在海外，那真是極其轟動，觀者如云。中國的臺灣和香港，以及美國、日本等地的中國書畫大收藏家基本都到場了，207件東西全部被人買走，成交總價超出預估兩三倍，就連拍賣圖錄也成了難得的收藏資料。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這場拍賣的成交結果已經很讓人驚異了。”在張學良身邊70年的絹本長卷《桃花》為北宋畫家謝元所繪，估價300萬至500萬新臺幣，最終以1655萬新臺幣成交。明代王寵書法《行書》、藍瑛的設色山水手卷、趙之謙的水墨花卉等古書畫也都以超出10余倍的價格拍出。近現代書畫分量不多，張大千的18幅作品中卻有11幅拍價超過100萬新臺幣，《湖山清舟》、《水竹幽居》、《秋聲圖》分別以1050萬、520萬和390萬新臺幣成交。有當年關注這場拍賣的臺灣媒體在報道中披露，這場拍賣的大買家有兩個，分別是香港收藏界名人張宗憲和另一位古畫經紀商、前蘇富比紐約地區古書畫部主任張鴻是，他們各自經手買下了超過千萬新臺幣的張學良舊藏。

　　這種陣勢，也不全是因為名人效應。藏品本身的價值早有公論，加上張學良在云山霧罩般歷史面目下形成的個人魅力，海內外收藏界才會有這么多想象和激情。在中國近現代收藏歷史上，人們都知道“定遠齋”齋主張學良是個重要人物。常說“民國四大公子”——直隸總督之子張伯駒、袁世凱之子袁克文、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和清末宗室溥侗，除豪門出身，他們還都是藏之大家。袁公子的藏書樓富甲古籍界，兩位張公子則嗜好古書畫。張學良在20多歲掌管東北軍政大權時就四處搜羅名貴書畫，有說他聚藏600多件，其中珍品300多件，王獻之、董源、徐渭、唐伯虎、仇英、朱耷、鄭板橋、石濤等歷代名家的手卷真跡，王獻之的《內含帖》、董源的《山水卷》、宋徽宗的《敕書》等件都屬國寶。張學良的藏書不能比袁克文，但也極豐富，不乏孤本和善本。1993年他曾以個人名義向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捐獻藏書，數量超過2000冊，兩年后他又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捐了一批珍藏。

　　張學良收藏70年，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收藏古代書畫主要集中在大陸時期；到臺灣后，處境寬松好轉，他和張大千、張群等人來往，又收藏了一批近現代名家書畫。也有人惋惜張學良為什么沒有選擇讓這批珍貴收藏在中國人手中整體性地傳承下去，卻為一場拍賣獲利而讓它們流散各處。對這場拍賣，《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一書中披露過前后一些細節：1994年張學良決定在夏威夷定居，二次赴美后，委托在臺灣的侄女張閭芳代他處理留在臺北復興路70號舊居里的一批珍貴藏品。張閭芳想為兩位老人定居海外積些養老金，和蘇富比公司一起籌劃了這場拍賣。張學良和夫人趙一獲開始不贊成，中間猶豫，最后勉強同意。不管中國還是外國，收藏家最后都得面對怎樣處理自己畢生藏品的問題。多數人認同國家或者公立博物館是收藏品的最好歸宿，也不排除有人像法國作家龔古爾那樣，把博物館看成是收藏品“冰冷的墳墓”，寧愿通過拍賣方式讓自己的收藏找到新主人。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機緣，有散有聚。這次春拍，除了徐悲鴻的《立馬》，香港蘇富比還從不同的藏家手里聚攏了數件名畫家題贈上世紀40年代國民政府要人的畫作，從原畫主人到送交拍賣的人，其間已經不知經過了多少變化。有一件全場估價最高的傅抱石畫《醉僧圖》，是他1943年在重慶寫懷素，贈送曾任北平市長的秦德純。不過從題跋內容看，傅抱石這是應國民政府兵役部人士之請，以“全體同仁”名義賀上司調遷，不見得畫家和受畫人之間有多少私人情誼。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