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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吳曉波

　　改革開放30年來，國家生命力奔涌而出，個體生命的張力也得到了最大的彰顯。我們從眾多的出版物中摘選出一組文章，從不同行業、不同角度展現改革開放30年間發生的一些事情，以撥動記憶的閘門，回顧走過的路程。

　　1978～2008年的中國，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經濟社會轉軌……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此前的中國不堪回首，一場長達10年的浩劫幾乎讓國家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金融體系上，1978年前的中國基本上只有一家銀行，沒有保險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業，國營企業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為1089.9億元，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為了避免在可能的戰爭中處于被動地位，工業企業并沒有被放置在擁有經濟地理優勢的沿海地區，而是轉戰大后方。重要的工業企業都被設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區，并且不計經濟合理性地分散在廣泛的地區，從而喪失了規模優勢，使得經濟效率非常低下。國有企業暮氣沉沉，輕工業發展嚴重滯后，人們購買糧食和日用品都需要憑票。

　　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出訪日本。這位早年曾經留學法國、在印刷廠當過工人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有半個世紀沒有進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了。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么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還是那么陌生，而它們各自面對的生活和話題又是那么遙遠。當美國家庭的電視機普及率已經超過70%的時候，《人民日報》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

　　1978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僅有區區1.67億美元，聊勝于無(到30年后的2008年，這個數字超過了1.7萬億美元，整整增長了1萬倍)。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開放之初鄧小平曾嘗試借資本主義的錢造“中國大廈”。

　　但事情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順利。外國投資者很快發現，中國并不是一個理想的投資國。一位隨大眾汽車前來中國考察的德國《明鏡》周刊記者在他的新聞稿中略帶嘲諷地寫道：“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并且這里幾乎沒有任何配件供應商。中國車間里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榔頭，都是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煉鋼廠意外地發現了一臺140多年前英國制造的蒸汽式軋鋼機還在使用。

　　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上級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他后來回憶說：“歡迎我的是53張請調報告，上班8點鐘來，9點鐘就走人，10點鐘時隨便在大院里扔一個手榴彈也炸不死人。到廠里就只有一條爛泥路，下雨必須要用繩子把鞋綁起來，不然就被爛泥拖走了。”為了加強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條規章制度是“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

　　創業之初，柳傳志像個沒頭蒼蠅一樣騎著自行車每天在北京街頭瞎轉。他先是在單位大門旁邊擺攤兜售電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發過運動褲衩和電冰箱。

　　不久前還整天忙著倒賣玉米的年輕人王石利用特區的政策優勢賺取“倒爺”手中的外匯兌換差價淘到了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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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段讓很多企業家自豪卻又不愿意多作回憶的歷史，在創業初期，他們幾乎無一不在灰色地帶完成了原始積累。

　　從1985年到1987年，全國各地共引進115條彩電生產線、73條冰箱生產線，僅在廣東一省，就引進21條西裝生產線、18條飲料灌裝線、22條食品面包生產線、12條家具生產線。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一批工程師、技術員和包裝工來到了法國的工業城市瓦爾蒙，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把已經破產的博克內克特冰箱廠的設備盡數拆去，5000噸設備裝上了輪船、飛機和火車，啟程運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廠它們將被重新組裝成一條每天生產2000臺新冰箱的生產線。”

　　1988年，“物價闖關”全面失控，通貨膨脹隨之而來。由于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瞬間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搶購風。“人們像昏了頭一樣，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在搶購風中，國內倉庫里滯銷的所有電風扇均被搶購一空。在貴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們甚至為了搶購毛線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一片忙亂中開業，朱镕基致開業辭。交易所負責人敲完鑼后竟興奮得當場暈倒，畢竟中國人已經有40年沒搞過資本游戲了，所有人都手忙腳亂。有意思的是，12月1日，就在上海即將開市之前，不甘落后的深圳已搶先“試開市”。由于倉促搶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沒法跟擁有電腦交易系統的滬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達股票8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頭唱報和白板競價的手工方式。

　　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整個中國就像一個處在青春期瘋長的孩子，當孩子發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舊體制、舊思維的束縛時，中國的經濟也在一次次裂變中獲得了新生。

　　1993年2月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繳納糧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從這一天起取消糧票。此后，各種帶有明顯計劃經濟色彩的票據一一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在價格的優勢下，本土家電企業打垮了跨國公司，之后便迅速地陷入了更為慘烈的“內戰”。由于所有的企業都處在相同的技術層面上，所以，“內戰”的武器還是價格戰，以及一輪又一輪的以“技術創新”為噱頭的“概念大戰”。在其后的幾年里，中國家電企業不斷宣布自己實現了革命性的技術突破。有人曾經對這些“新技術”做過一個黑色幽默式的描寫：譬如“光觸媒空調”被宣稱是“21世紀空調業的重大突破”，其實就是在過濾器上加裝一張含有活性炭的過濾網，活性炭潮濕了，就拿出來曬曬太陽，其成本不到1元錢；“無菌冰箱”被宣告是“冰箱進入綠色時代的標志”，其實是在冰箱的塑料部件上注入一些藥劑，成本不到10元，卻可以靠這個技術概念拉抬200元的售價；采用了“數碼景深電路”的“數字彩電”，其實是把彩電技術中的電子束原理進行了一個新的概念描述；“環形立體風空調”是某大空調企業投入上億元開發出來的專利性技術，其實就是在風葉上裝了一個定時器，讓它定時上下左右變換而已。

　　在狂飆突進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下，企業家們似乎已經失去了認真、寂寞地做好一個產品的耐心。“我認為中國人有點急躁。”在中國沿海考察的日本管理學者大前研一有點擔憂地說，“中國的企業家只想在5年之內就學到日本花了50年所學的，可是，管理是一個連續反饋的過程，如果你只是這樣‘濃縮’地學習，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動，或者是讓其他人來對組織進行改造，這簡直就像個‘人造的孩子’。”

　　事后證明，中國企業集體躍進“世界500強”的夢想更多的只是一種青春期的沖動，并很快被隨之而來的亞洲金融風暴打斷。但在當時，大前研一的這種聲音卻很少有人能聽得進去。

　　1997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在報告中對傳統的公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至此，關于國有企業該不該進行產權改革的爭論宣告結束。《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和凌志軍在暢銷一時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1998年出版)一書中，將此次關于姓“公”姓“私”的爭論視為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1992年(關于姓“社”姓“資”的討論)之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鋒，而中共十五大的召開則表明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1998年7月，國務院作出重大決定，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隨著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以及按揭貸款的推出，房地產熱迅速形成，在后來10年中，它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也成了最具暴利氣質的行業。

　　中美WTO談判協議在1999年底戲劇性地達成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試圖以積極、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經濟的大家庭，在20世紀的最后一個年份，中國終于握到了這張“入場券”。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

　　中國加入WTO之后，金融市場的開放被排上了時間表，各大跨國金融機構明顯加快了對中國的業務布局。2001年前后，匯豐、花旗、友邦、渣打等銀行相繼把地區總部從新加坡或香港遷到了上海。此前已經暗中布局的金融投資公司也開始浮出水面。

　　申奧成功，既讓中國獲得了一次向世界展示魅力的機會，同時更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景氣預期。

　　2002年，一個“中國制造”的新名詞開始在媒體上廣泛傳播，整個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國的存在和力量。

　　這一年，中國向國外出口了一項最大的“單宗商品”：一個身高2.26米、名叫姚明的籃球運動員。有人為這個亞洲小巨人算了筆賬，如果他在美國NBA打到38歲，可以有2.7到2.9億美元的收入，這還不包括他獲得的場外贊助、廣告費等巨額收入。這一價值按當時的國際商品價值來換算，就相當于中國出口了102萬噸大米，或46萬噸鋼材，或239萬臺電視機，或630萬輛自行車，或98萬噸原油，或6489萬米絲綢。

　　廉價是“中國制造”制勝的唯一武器，也是最令世界難以抵擋的競爭力。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爾切爆發火燒溫州鞋的暴力事件，數百名西班牙鞋匠沖進運貨碼頭，將價值100萬美元的16個裝滿了溫州皮鞋的集裝箱付之一炬。一周后，埃爾切再次爆發排斥華商的示威游行，只有20萬人口的小城有數千人上街。事實上，據意大利鞋業聯合會統計，過去兩年有超過2.5億雙中國鞋進入意大利，鞋進口量首次超過了出口量。這對于一個以制鞋業為驕傲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恥辱。事后歐盟為了安撫當地制造商，甚至設計了一個“非中國制造”的標簽。

　　2006年5月20日，歷時12年建設的三峽大壩全部完工。這個人類歷史上規模龐大的水利工程投資總額高達240億美元，年均發電量將達847億千瓦時，取代巴西伊泰普水電站成為世界最大的發電和防洪綜合工程。

　　7月1日，全長1956公里的青藏鐵路全線建成通車，該項目總投資逾330億元。青藏鐵路有960多公里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氣候條件最惡劣的高原鐵路。

　　也許，沒有一個國家像今天的中國那樣讓人恍若隔世。對于很多人來講，他們生長的地方都已經不復存在。唐宋詩人筆下的江南早已面目全非，如今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工業基地。昔日蜿蜒的街道被拉直拓寬，街道上的青石板被撬掉扔棄，上面建起了呆板高大的樓房和商鋪，雨廊、飛檐、河埠碼頭都成了記憶中的畫面。青年導演賈樟柯拍攝電影《三峽好人》時，拍攝地點是有著2000年歷史的重慶市奉節縣。但他發現，5個月的電影拍攝竟跟不上場景的變化。一開始，他能看到一座舊樓在遠處，等他短期回一趟北京再回到現場，樓房消失了。緊接著，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

　　在過去的15年里，互聯網在中國從無到有，肆意成長，終于自成一體，并滲透到了經濟生活的每一個細胞中。尤其值得驕傲的是，在這個世界里，本土企業幾乎在所有的領域都擊敗了各自的國際對手，這在其他地區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完勝場面。

　　回首1978年，那時的中國孤獨地行走在世界的邊緣。長期的政治斗爭讓人們對未來感到心灰意冷，個人的力量被嚴重窒息。開放之初，從領導者到普通百姓都顯得有些茫然無助——外援無望，內資困乏，僵硬的體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腳。

　　但在其后30年的時間里，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一群不甘于自身命運的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和世界轉軌，民眾為追求自身的民主與幸福涌入歷史的洪流。

　　30年來，人們不止一次為“姓社還是姓資”而爭論得面紅耳赤，很多冒險者為之付出了代價，但在今天看來，正是這種信奉實踐、追求真理的精神推動了中國的崛起。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變革不同，中國選擇了一條極其特殊的漸進式改革之路，雖然其間不乏曲折與沖突，但事實證明，這無疑是一條通往未來的康莊大道。

　　(摘自《激蕩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