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魏城

　　從嚴治黨，即對黨員的要求應比對普通民眾的要求更嚴格，對共產黨內的道德標準即紀律約束要比其他政黨及團體更嚴明，對黨內違法亂紀案件的處理要比對一般問題的處理更嚴肅，對黨員領導干部問題的處理應當比對一般黨員問題的處理更嚴厲。

　　一位朋友對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年夏天，他在中國北方一個小縣城的火車站售票處排隊買票。天很熱，隊伍有點兒長，不久便陸續有些人不耐煩，離隊去售票處后門找熟人。他估計這些人都是本地人，大概因為這個小縣城不大，買票者、賣票者多少都會有些沾親帶故的關系。他人生地不熟，只好老老實實地排隊等待。漸漸地，離隊的人越來越多，前門的隊伍越來越短，最后，像他這樣的外地人也沒花太多時間便買到了票。買票后，出于好奇，他繞到了售票處的后門，發現那里的本地人也排起了不短的隊，其中一人曾在前門的隊伍中排在他的前面。

　　我覺得這個故事體現了深層的真實：第一，它揭示了“關系”在中國的重要性；第二，它反映了中國人對“關系學”既迷戀又反感的復雜情感；第三，它也順便調侃了一下“走后門”現象的荒謬本質。

　　西方的人際聯系固然也重要，但它不能超越法律、道德和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規則社會”。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靠“關系”來調節和維系的社會，中國社會是一個“關系社會”。

　　當然，純粹的“關系社會”和純粹的“規則社會”，無論在東方和西方，都不存在，而且，中國和西方亦非一成不變的社會。19世紀英國法律史家梅因曾把西方社會的演變概括為從身份社會到契約社會，而契約就是規則。“規則社會”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資本主義革命、消費者社會的產物。而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工業化、都市化和市場化運動，這種變化自然也會影響社會習俗和文化。在中國實行市場化改革之前，“關系”對中國人生活、工作的影響比今天要大得多。舉例來說，30多年前，普通中國人如果搬家，也需要托“關系”找車，叫朋友幫忙，因為那時中國既沒有專業的搬家公司，也沒有私人汽車，只能通過親戚、朋友、熟人等各種社會“關系”，來實現這種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事情。但在今天，即使你自己沒有私車，親友也不肯幫忙，你只要花點兒錢，雇一家專業搬家公司即可。

　　但社會習俗和文化的變化又有一定的滯后性。中國的“關系”文化，就像穿透了柏油路面、水泥廣場而蔓生的野草一樣，經受住了工業化、都市化和市場化的沖擊，頑強地生存下來、蔓延開去。甚至在這種博弈過程中腐蝕、扭曲、改造了市場化進程，使其成為“中國特色的市場化”。具體來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人之間的“關系”是靠人情來“潤滑”的，在市場經濟時代，中國人之間的“關系”則要靠金錢來“潤滑”，調節和維系社會的東西依然是“關系”，而非契約或規則。

　　西方的“規則社會”有它機械、刻板，甚至冷酷的一面，尤其在英國，人與人之間雖然彬彬有禮，但缺乏更有人情味的溝通和互動；中國人講人情，重“關系”，只要不逾規違法，其實是一件好事。但了解當代中國社會深層運作的人都知道，如今某些中國“關系”的游走運行，似乎已經遠遠超越了人情味的層面，“深入”到了規避、破壞規則、道德、法律的層面。中國反腐難以深入，甚至越“反”越“腐”的現象，其原因除了制度不健全之外，也與中國“關系文化”彌漫全社會犄角旮旯、浸透所有人血液骨髓有著很大的關聯。

　　“關系社會”是一個不公正的社會。這不僅因為某些不受制約的“關系”運作往往逾規、缺德、違法，而且因為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中，每個人享有的“關系”資源往往差別極大，即使所有的“關系”互動都在法律、道德、規則的框架之內運作，有“關系”的人也比沒有“關系”的人更能占點兒小便宜(即在大家都在“前門”排隊的時候，試圖從“后門”溜入)，有“高層關系”的人比僅有“低層關系”的人更能占點兒小便宜(即發現“后門”也有人排隊的時候，試圖插隊，或試圖另辟蹊徑：從“后窗”跳入)，這使那些沒有“關系”的人和只有“低層關系”的人有著一種深深的不平之感。

　　“關系社會”也是一個不經濟的社會：即使對那些有“關系”的人和有“高層關系”的人來說，構筑“關系網”和運作“關系”，也是要付出很大精力，花費很多金錢的。如果生活中大多數事情都可以通過履行契約、遵守規則而完成，這筆用于“潤滑”各類“關系”的費用，本來可以有更好的用途的。對整個社會來講，這種“不經濟”就更加明顯了：沒有人統計過，中國的“關系潤滑油”如果兌換成金錢，其總量有多大、在個人消費額和全國GDP中占的比例有多高，但肯定不是一個小數。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在中國，其實人人都知道這種宏觀意義上“關系社會”的弊病，但人人更清楚微觀意義上自己沒有“關系”或沒有“高層關系”的不利之處。于是，人人都拼命拉關系、走后門。然而，正因為“關系”資源分配難以平等，也永遠不會平等，正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結識并有財力買通“后門”的“把門人”，所以，那些拼命拉關系、走后門的人，或許因偶爾獲益而沾沾自喜，更多的情況下卻因無法“破后門而入”而倍感沮喪，但沮喪感又激發了尋找后門的更頑強的“斗志”。就這樣，人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而無數此類個體行為的綜合效應，卻是形成了一個更加不公正、更加不經濟的社會環境——這真是一種中國特有的“關系悖論”，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后門困境”。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