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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還是一顆受精卵的時候，她就幸運地成為獲勝者。

　　她和另外10個兄弟姐妹一起，放在試管里接受挑選。挑選的依據，是有沒有攜帶一種可怕的基因。

　　這種基因，使人更容易患上癌癥。因此，6個攜帶的競爭者出局了。其余5個命運也各不相同，兩個被放入冷凍室，兩個被植入母親體內生長，另一個，下落不明——也許是被丟棄在醫院的垃圾箱里。

　　在母親的子宮里，她是成功地活下來的那一個。1月9日這一天，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附屬醫院里，她出生了。

　　“母子平安。”一名醫生宣告說。媒體蜂擁而至。她被形容為英國第一個經過基因篩選而不帶致癌基因的嬰兒，同時也是一個人類生育倫理的挑戰者。

　　不怪命運，怪基因

　　英國女子海倫一生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癌癥和死亡的陰影下度過的。

　　海倫如今24歲。在她12歲那年，她的母親先后患上了乳腺癌和卵巢癌，隨后去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過去的歲月里，她母親家族中，連續三代都有女性被乳腺癌殺死。

　　為海倫一家帶來噩運的是一種基因發生的變異。這種被稱為BRCA1的基因，和另一種BRCA2基因，都是人體內的腫瘤抑制基因，它們的作用是維持基因組穩定，防止細胞組織不受控制地瘋長。

　　遺憾的是，在有些人的體內，BRCA1或BRCA2基因變異了。變異型的兩種基因失去了抑制腫瘤的功能，因此，攜帶這種變異型基因的女性，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風險將提高3~7倍，而她們的后代也有可能將這個基因遺傳下來。

　　事實上，海倫一家并不孤單。一份統計顯示，在英國，每年有4萬多人患上乳腺癌，其中5%~10%，是因為攜帶了發生變異的BRCA1或BRCA2基因。

　　結婚后不久，海倫就獲悉，自己也遺傳了變異后的BRCA1基因。她開始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患上乳腺癌，“并有可能把致癌基因遺傳給我的孩子”。

　　她決定改變繼承自家族的命運。兩年前，海倫來到倫敦大學學院附屬醫院尋求幫助。在這里，她和丈夫遇到了另一對同病相憐的小夫妻。

　　這對夫婦希望隱去姓名。當時剛28歲的丈夫，也有著與海倫家相似的遭遇。他的外祖母、母親、姨媽、姐姐和一個表妹，先后患上了乳腺癌。

　　在親身經歷了姐姐發病時的痛苦后，他們同樣擔心，如果不做點兒什么，懷孕后的孩子，也得從父親身上將這種可怕的命運遺傳下去。

　　“我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遇到許多坎坷，我不能為他們來預測。但對這一個，我們是確知的，我們覺得有責任做點什么。”他們面對記者，表白心跡。

　　倫敦大學學院附屬醫院接受了他們的求助。而這兩個家庭的希望，維系在一種被稱作“胚胎植入前診斷技術”的醫學手段上。從保羅·瑟哈爾醫生接待兩對夫婦的那天起，一場基因層面上的競爭就注定要發生了。

　　競爭者是幾個卵細胞。

　　選擇一個好基因

　　那么，將來你想生個什么樣的孩子，大眼睛、黑頭發，并且高鼻梁的嗎？你也許會覺得這無法控制，但有了“胚胎植入前診斷技術”，這也許不再是天方夜譚了：沒事，你可以弄上十來個受精卵，挨個挑吧。

　　“胚胎植入前診斷技術”簡稱為PGD。用倫敦大學學院附屬醫院的保羅·瑟哈爾大夫帶點兒夸張的語氣來說，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

　　但這項被稱為“第三代試管嬰兒”的技術也沒那么麻煩。許多人喜歡一言以蔽之：如何選擇一個好基因。

　　經過體外受精以后，從幾個可能攜帶致病基因的胚胎中，挑選一個健康的胚胎，移到子宮里。通過這個辦法，人們可以挑選具有某個特定基因型的后代。從1989年開始，在生育前針對某種遺傳性疾病進行PGD實驗成為常見的做法。

　　生活在癌癥陰影之下的這兩對夫婦，也把目光投向了它。但在得到治療之前，他們還有很多事要做。首先，他們必須得到英國官方的許可。

　　在英國，負責管理體外受精和胚胎遺傳性測試的機構，是英國人類受精和胚胎學管理局。并非每一例胚胎篩選都被允許，此前，只有那些90%~100%會發病的遺傳性疾病，如亨廷頓氏等病的基因攜帶者，才被允許進行胚胎篩選。

　　2007年4月25日，保羅·瑟哈爾正式向管理局提交了進行BRCA1基因測試的申請。隨后，一個專門的公眾聽證會得以舉行，參加者除了科學家，還有普通公眾。

　　申請很快得到批準。媒體報道了這個消息，并稱，大多數人都對那些擁有乳腺癌和卵巢癌病史的家庭予以同情，“因為這會導致這些家庭的女兒或孫女生活在隨時被病魔擊中的恐懼之中”。

　　“胚胎篩選給了我重新選擇的機會”，海倫說：“我們未來的女兒得以遠離這個陰影。”

　　在得到批準后，瑟哈爾花了更長的時間進行準備。第一個接受治療的并不是海倫一家，而是另一對夫婦。瑟哈爾抽取攜帶致病基因的丈夫的血液進行檢測，并確認他攜帶了BRCA1變異型基因。

　　試管、鑷子、橡膠手套——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

　　基因好選，倫理難調

　　如今，新出生的嬰兒已經回到家里。“她是一個美麗、健康的寶寶，她有10根手指和10個腳趾。她100%健康。”接受采訪時，母親說。

　　更重要的是，那個噩夢一樣揮之不去的基因，不會出現在她的生命里。這一切來之不易，經歷了重重的歷險。

　　在母親服用排卵藥物后，一共有11個卵細胞在她體外受精，然后，在試管里，它們開始發育，等待著不可知的命運。等到它們成長到有8個細胞那么大的時候，選擇開始了。

　　醫生們小心地從它們體內抽取一個完整的細胞，進行基因測試。結果很快出來了，有6個胚胎遺傳了父親的BRCA1變異基因，它們的人生還沒有開始，就被宣告結束了。

　　瑟哈爾大夫沒有透露他根據什么標準，從剩余的5個胚胎中挑選獲勝者。其中的兩個幸運地進入了母親的子宮，有一個順利地存活下來。而遵從父母的意愿，還有兩個被冷凍起來，他們希望以后能為自己的孩子再添個弟弟或者妹妹。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成功，因為我們把這個突變從家系中除掉了。”繼續保持匿名的這對夫妻，面對媒體毫不掩飾自己的快樂。他們為成為這種療法的先行者感到榮幸，也很高興“為使未來兒童免受乳腺癌之苦作出了貢獻”。

　　媒體對此報以熱情的關注。大大小小的報紙、電視臺都進行報道，負責治療的瑟哈爾醫生也一遍遍地接受采訪。面對記者，他有些不大耐煩：“你去看以前的報紙吧，他們都寫了。”

　　許多人歡呼，“無癌寶寶”的誕生，是人類在戰勝乳腺癌的戰斗中取得的重大勝利。甚至有人把她的出生，看做基因醫學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不過，爭論也隨之而來。對胚胎篩選的批評，從這兩對夫婦提交申請的那天起就沒有停歇。

　　人們從各種角度提出質疑。許多人認為，攜帶致癌基因的人，并不一定會患乳腺癌，所以，將“僅僅是有可能患上乳腺癌的胚胎排除”，并不公平。

　　倫理上的爭論和批評不限于此。反對墮胎的人士聲稱無法忍受，他們認為，每一個胚胎從受精起就獲得了生命，而將那些攜帶不良基因的胚胎放棄，清除不完美的嬰兒，“等于是謀殺”。

　　“這不是根除乳腺癌的療方，而是禁止任何有可能罹患乳腺癌的人出生。”英國“生殖倫理評論”組織的昆塔夫女士這樣表示：“我們要做的是治愈乳腺癌，而不是摧毀受精卵。”

　　甚至有人擔心，胚胎篩選的底線會逐漸放低。他們覺得，這么一來，人們肯定會在生育前對孩子的相貌、智力進行篩選。那樣，所有嬰兒豈不都會變成“定制”的？

　　爭論者眾說紛紜，話題甚至漂洋過海，傳到世界各地。在中國，媒體上的討論連篇累牘，在北京，有人忍不住感嘆：“我不知道科學會把人類引向哪里。”

　　不過，風暴中心的兩對夫婦，并沒有因此改變初衷。海倫的丈夫馬修是個生物學家，他表示理解有爭論產生，卻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可能終生都要面對威脅”。

　　“如果我們有機會阻止這種事情發生而沒有去做的話，對我們的孩子很不公平”，這個未來的父親說，畢竟，“剔除乳腺癌基因和挑選出藍色眼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孩子的母親也認為自己無法想象，如果生下一個帶有這個基因的女兒，當她得病了，自己卻只能望著她的眼睛說：“我沒有嘗試過。”

　　如今，她能夠看著女兒，確信她沒有“那個基因”，感覺到一種巨大的解脫。“我們完全消除了那種風險，這是無價的。”

　　孩子的奶奶，這個家族命運的一名傳承者，親自經歷過化療和放療的痛苦。她說：“得知這個孩子，還有她后面世世代代頭頂將不再懸著這塊陰云，簡直太美妙了。”（記者 張偉 劉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