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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開遠市有一個特殊的19社區——雨露社區，這里的369名社區成員統稱為“學員”：不斷學習如何與數年甚至十多年的毒癮抗爭。

　　在這個恍如世外桃源般的美麗小區中，“學員”們找到了生活的自信、生命的尊嚴，雨露社區被他們親切稱之為溫暖的“家”。

　　“生活還有希望！”

　　開遠，云南南部腹地一座古老的工業縣級市。雨露社區位于開遠市環城南路7號，距離市中心不過兩三公里。

　　走進雨露社區大門，淺綠色社區樓房、巍峨的廠房映入眼簾，大片鮮花、綠草交錯掩映，占地面積超過100畝的社區猶如遠離塵囂的花園，隨處可見身著金色T恤衫、默默埋頭工作的男男女女。這些井然有序、兢兢業業的工作者，都是擁有很長吸毒史、已經擺脫生理依賴的戒毒者。

　　在雨露社區，所有戒毒者都被統稱為“學員”。他們住在社區里3棟漂亮的宿舍樓里，每個單人間約7平方米，屋里有電視機，有桌椅，窗明幾凈、異常整潔。這樣的房間每月房租僅8元，電視機、床、桌等家具租金全部加起來也才5元。

　　另有兩棟宿舍樓專為夫婦們開辟了小套間，結婚不久的張云強(化名)摟著妻子趙婷(化名)說，“我們戀愛快5年了，因為吸毒，要么我去強制戒毒，要么我出來她又進去了，經常這么陰差陽錯。社區成立以后，我們進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婚給結了！”

　　張云強現任雨露社區居民委員會協管會主任，負責生產、衛生等監督管理，每月收入1000多元，趙婷在社區的制衣車間上班，每月收入也近千元；今年他給趙婷買了金戒指、金耳環，“過去，我有點錢一定是拿去買毒品。我戒毒無數次，在家人朋友眼里簡直是瘟疫。但在雨露社區，再也沒有歧視和冷眼。它就是我們溫暖的家。我們沒有理由再碰毒品！”

　　如今，在雨露社區結婚的夫妻達到36對，有的像張云強、趙婷這樣早就結識，有的則是在社區里相識相知之后毅然走到一起。

　　不僅生活重生，學員們用雙手創造價值，更清晰體會到充實與自信。在社區東北角的太陽能真空管廠，幾十個學員熟練而緊張地完成著十幾道工序；在制衣車間，上百名社區學員正踩動縫紉機，熟練制作出款式新潮的襯衫和童裝。

　　進入社區僅一年的學員白勇(化名)如今已經成為直接與廣東總部廠家簽約的技術骨干，每月工資1400多元，今年2月，他給自己的老父親買了一雙拖鞋，老人感動得流下熱淚，說做夢也想不到吸毒十多年的兒子還能“變好”。

　　在食堂二樓活動中心，正帶領社演出隊緊張排練的編導何剛(化名)已成功戒毒兩年多。他不僅親手創辦了雨露文藝隊，還經常被開遠市文化部門借調到各地考察學習，已經成了雨露社區的名人。

　　如今，這個當年在沿海娛樂場所打工染上毒品的小伙子由內而外散發出健康和自信，“就算從社區回歸社會，我也不會再碰海洛因。只有當人精神空虛、沒有目標和價值理念才容易吸毒或者復吸，現在，我在雨露社區找到了尊嚴和目標。我覺得生活還有希望！”

　　變要我戒毒為我要戒毒

　　雨露社區總設計師，開遠市公安局長、副市長趙云峰對傳統戒毒模式的不足之處深有體會。他介紹，1990年以來，開遠市吸毒現象日趨嚴重，1995年開遠建立強制戒毒所，管理模式是傳統的“一收、二看、三關押、四放走”，復吸率百分之百。

　　有的戒毒人員千方百計要出去，“他們認為戒毒所讓他們身心備受摧殘，有的人每天餓得發慌，還得忍受戒毒的痛苦，他們為毒品簡直不惜一切代價！”很多人割腕、跳樓、吞食打火機，就是為跑出去，一出去就吸毒。

　　“戒毒者逃的是環境！給他提供比外面強的環境，他才會安心戒毒。”趙云峰說到一個讓他備受震動的細節：2004年底，一名戒毒者擔心出去后又復吸，主動向所里申請要求留下來。當時囿于條件，他還是出去了，大年三十夜里因為吸毒過量死亡。

　　這讓趙云峰下定決心為吸毒者構建一個相對人性化的戒毒環境，“我們開始構劃‘安全島’的理念——在戒毒所與社會之間搭建一個過渡平臺，從心理、生理、技能等方面為他們重返社會創造條件；同時也將治安案件大大降低，保障開遠市的安全。”

　　就這樣，市里下撥500萬元在強戒所單獨修建了一棟小樓，首批160多名自愿留下、已經擺脫生理依賴的戒毒者成為首期安全島的“住戶”，所里引入“公司+康復勞動”的新機制為戒毒者構建一個具有勞動保障的全新環境。第一個引進項目是鉆石加工。經過初期的艱難與磨合，“安全島”第一年就盈利70萬元，剛好能讓學員們吃飽飯。

　　接下來，所里又創辦了太陽能熱水器加工廠、復合門鋼窗廠，2005年這批學員的精神面貌與健康狀況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2006年到2007年，留下來的學員人數達到600多人，“雨露社區”的概念被正式提出，2008年，學員已經突破1000人。

　　如今，新建的雨露社區與強戒所的生產項目加起來達到15個之多，學員們分別在社區的制衣廠、太陽能真空管廠、工藝品廠、支架廠、皮具廠等車間工作和掙錢，每一位社區人員都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社區居民，他們有自己的居民委員會、協管委員會；2006年至今，雨露先后進行電工、焊工、汽車修理等專業的40期共600多人的培訓，有100多人通過考核拿到了資質證書，成為身懷一技之長的技術人才。

　　“通過公司+康復勞動、專業技能培訓，社區成功‘造血’，實現了良性循環。”雨露社區負責人、強戒所所長宋麗娜說。

　　雨露模式沒有任何經驗可循。他們提出的觀念是，要改變吸毒者，管教民警首先要轉變觀念，給予學員足夠的尊重。

　　一次，宋麗娜問一名外地學員為什么愿意留下來，他回答：在其他戒毒所，因為擔心發生襲警，開飯時經常讓戒毒者蹲在地上依次打飯，而雨露社區終于能讓他站著打飯了。

　　“這話對我震動很大，我覺得我們對戒毒者人性和人格的尊重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很多人是一時好奇走錯路，可恨的是毒品，而不是吸毒者。”

　　雨露社區還讓學員自己管理自己，社區的《獎懲制度》《財務制度》《管理制度》等10多項管理規章制度都是學員自己激烈討論、不斷修改制訂出來的，他們都自發遵守。

　　就拿“請假”來說，學員自己提出制訂這項制度。他們認為，剛開始可以讓民警陪同回家，但往后學員完全可以自行回家、按時返回。宋麗娜說，對這個制度，戒毒所的態度是信任、放手，激發戒毒者內心的戒毒意愿。實踐證明，他們珍惜這樣的機會，請假制度有力約束了學員的行為。

　　如今，學員都把宋麗娜和干警們當知心朋友。一次，一名學員請假后給她帶回一對木手鐲，她二話不說當著他的面就戴上了，直夸漂亮，學員感動不已，對她說，“宋所，你放心，我一定要把毒品徹底戒掉，再不復吸！”

　　“雨露”能否灑向更多地方

　　通過大膽變革管理方式，最大限度激發社區人員參與社區康復的主動性，雨露社區已經成為當地戒毒人員心目中名副其實的“安全島”，也在戒毒康復人員家屬中贏得了無上的尊重。何剛的母親提起“雨露”就熱淚盈眶，“他兩個姐姐就因為吸毒死了。沒想到何剛還能從泥潭里走出來，做夢都沒想到！我沒別的愿望，就希望他能在社區里好好干，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趙云峰認為，雨露社區建成以來，開遠吸毒人員少了、社會秩序好了、百姓安全感增強了；實踐證明，雨露社區通過生產勞動比紀律、比技術、比能力的模擬社會化環境，實現了當年為戒毒人員提供一個安全過渡平臺的初衷，使戒毒人員為回歸社會做好了充分準備；雨露社區既保證了戒毒人員“生理脫毒-身心健康-回歸社會”的銜接，又實現了“以康復勞動促生產、以人性化管理保安全、以安全管理保證戒毒康復的良性循環”，走出了一條符合戒毒管理發展方向、符合社會發展需求的可持續之路。

　　“我認為其中的關鍵在于勞動——勞動讓他們重新獲得了價值感、認同感，這是人類社會最本質的屬性，解決好了這個環節，戒毒者就能正視自身問題，而不是破罐子破摔、自暴自棄。”趙云峰說。

　　云南警官學院教授、禁毒專家張義榮認為，20多年來，處在全國禁毒前沿的云南公安機關曾就緝毒模式、戒毒模式等不斷進行探索，而“雨露社區”是一次全新嘗試。客觀地說，由于吸毒的個體差異和復雜、多樣的生理、心理及社會環境導因，目前全世界尚未找到某一種單一顯效的戒毒模式。探索適合本地區社情、毒情的綜合化、多元化和科學化的戒毒路徑是禁毒工作的必然選擇。顯然，“雨露模式”是當地公安機關對我國相對單一的主流戒毒模式的一種可貴補充。它使得吸毒人員、家庭、社區和政府又多了一條解決疑難個體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出路。

　　“雨露最讓人擔心的是它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現在政府投入太大，很難復制。”張義榮說。

　　雨露社區運行兩年多來開始遭遇瓶頸：想進入社區的戒毒者太多，很多都從外地慕名而來，這部分人的安置成為問題。

　　另外，如今開遠吸毒人員都被社區收容，當地毒品市場供過于求，吸引了大量外地吸毒者涌入，“我們很擔心，雨露社區取得的成效被外來吸毒人員的吸販行為全部沖抵了。這樣我們會有很大的挫敗感。”趙云峰說。

　　還有一部分吸毒者身患重病或已經進入艾滋病晚期，這部分人無法收入強戒或留在雨露社區，成為開遠毒品市場最大的販售者；如何處理或懲戒這部分人還沒有相關法規，這需要立法的支持，否則遺患無窮。

　　而社區學員們的心態也讓人擔憂，“我希望他們回歸社會，但很多人都希望留在社區，就算是社會上有了工作機會也不愿走。雨露未來的發展到底何去何從？讓它獨立自主，還是繼續鼓勵他們重返社會？”趙云峰說。(陳鵬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