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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崇文區體育館路，自國家體育總局西行約200米，便可以看到體育總局訓練局那扇黑色柵欄大門。由此進入訓練局，向南直至長青路，天壇東路以東，龍潭湖以西，這塊大約19萬平方米的區域，是中國名符其實的“金牌生產基地”。這里，集中著15個國家級專業訓練場館，11個項目的近千名國家隊運動員在此訓練，中國軍團在北京奧運會上51枚金牌中34枚出產于此。

　　兩個月前，這里還充滿緊張的奧運備戰氣息，處于嚴密的安保措施下。事實上，自1951年12月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的前身——中央體育訓練班正式成立以來，這個肩負培訓國家金牌選手重任的所在，就始終與普通百姓的生活保持著略顯遙遠的距離。

　　不過，自10月6日起，這種距離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歷史——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所屬8館2場2廳將面向公眾全面開放，個人和集體在購買會員卡后，便可進入場館，使用那些世界一流的體育設施器材進行健身，價格卻只是“北京市同行業均價。”這些開放的場館包括公眾最喜愛的籃球、游泳、排球和乒乓球等項目。“你可以和姚明使用同一個籃筐，和劉子歌使用同一條泳道”，有媒體欣喜而煽情地評價道。

　　與訓練局場館一同走近尋常百姓的，還有總局冬季運動中心、射擊射箭運動中心、自劍中心以及奧體中心、北京體育大學所屬奧運場館等共6個奧運場館群。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馮建中強調，這次體育總局開放奧運場館，“是踐行‘人民體育為人民’宗旨的需要，有助于加強公共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推動全民健身服務體系的構建，促進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協調發展。”

　　批評之聲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新建場地場館有脫離實際之嫌，二是現有場地主要是學校體育場地開放不力。

　　“人均1.03平方米”之痛

　　想鍛煉，沒去處，始終是困擾我國群眾體育發展的一大難題。

　　家住上海市徐匯區的張力告訴記者，他家附近有所中學，每逢周末，為避免周邊群眾使用校內體育設施，學校就會將籃球筐用鐵鏈鎖住，于是便出現了一個“奇觀”：打球者隨身攜帶竹竿，投球入筐后，再用竹竿把球捅出來接著玩。

　　根據國家體育總局公布的數字，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有各類體育場地約85萬個，面積為13.3億平方米。但這些場館中的約2/3分布在大、中、小學，百分之十幾屬于各類機關、企事業單位及廠礦，真正面向社會公眾的場館不超過20%。

　　2002年發布的《第二次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結果》顯示，34.9%的被調查者選擇“缺少場地設施”作為“影響參加體育活動的原因”。

　　“全國人均可使用的體育場館面積大約在1.03平方米左右。在發達國家如美國，這個數字大約是5到6平方米，差距明顯。”第一、第二次中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課題組組長、原北京體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秦椿林教授說。

　　為增加體育場地，體育部門近年來大力推進“全民健身路徑”建設。據不完全統計，僅2002年以來，全國各地投入資金30億元，建設“全民健身路徑”30000多條，增加體育場地2000多萬平方米。

　　然而,在龐大的人口基數和薄弱的基礎面前，這樣的努力還是顯得杯水車薪。就在六大奧運場館掛牌“全民健身基地”的新聞發布會上，馮建中副局長亦承認，“總體上看，公共體育場地設施的數量、質量和服務水平還遠遠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體育健身需求。”

　　拋開發展速度不論，來自學者及民間的批評之聲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新建場地場館有脫離實際之嫌，二是現有場地主要是學校體育場地開放不力。

　　在華東師范大學體育系教授張洪潭看來，各地建設的全民健身路徑在功能設置上值得商榷。“一些器材更接近于‘游戲道具’而非‘體育器材’，健身效果有限，適用人群窄。”其結果是，遍布各社區的全民健身路徑大多只為老年人使用，對廣大中青年人群缺乏吸引力。“應該更多地建設一些真正的體育器材，如單雙杠、固定杠鈴組以及簡易球類場地。”張洪潭認為。

　　此外，一位不愿具名的體育界人士表示，我國一些地方的體育場館建設中存在盲目求大型、求高檔、求專業的傾向，“高檔的場館當然需要，但群眾更需要的是一批建設在社區中、鄉鎮中的能滿足基本需求的小型體育場館。那些高檔專業體育場館即便開放，其價格也無法為普通百姓接受。”

　　為提高現有公共體育設施利用率，近3年，體育總局和教育部共同探索學校體育場館向公眾開放之路，全國已確定兩批29個省、市的499所學校作為開放試點。不過，“第一批學校場館開放效果不錯，但第二批學校場館開放還存在一些問題，開放效果不甚理想。”秦椿林則估計“實際開放比例不足30%”。

　　對此，體育總局方面表示，學校場館開放關鍵在于進一步依托政府主導,教體共抓,切實加強此項工作的組織管理、檢查和監督。今后，總局將與教育部、中央文明辦等部門一道，動員各級人民政府，制訂專門的扶持性政策法規，鼓勵和保障這項工作順利開展。

　　我國20到50歲這部分人群，真正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最多也就在7%左右。

　　到底有多少“體育人口”？

　　2002年公布的數據中，我國“體育人口”的比例為33.9%。所謂“體育人口”有三個基本標準：每周體育活動3次以上，每次30分鐘以上且達到中等負荷強度。

　　33.9%這個數字，并不像它看起來那樣簡單。

　　首先，“體育人口”無確切標準和定義。以“中等負荷強度”為例，據秦椿林介紹，體育界公認的“中等負荷”一般指運動后心跳達到120次到150次，但在前兩次調查中，出于可操作性的需要，像散步這類無法達到心率要求的健身方式，以及圍棋、橋牌等智力體育均被統計在內。

　　其次，這個數字將7歲至15歲的在校學生，以及解放軍、武警等作為當然體育人口統計在內。除去這兩個人群，2002年我國16歲以上體育人口比例只有18.3%。

　　而且，調查結果表明，我國體育人口的結構非常不合理，呈現明顯的“馬鞍型”分布。即少年兒童和老年人體育人口比例高，中青年體育人口比例低。調查顯示，多數人口進入青年時期尤其是離開學校后，有中斷體育活動的現象。在2002年調查中，中斷體育活動的人口中，20歲以下者占68.7%，30歲以下者占90.5%。

　　如果將以上幾個因素綜合考慮，秦椿林估計，“我國20到50歲這部分人群，真正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最多也就在7%左右。”

　　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都認為場地問題并非影響我國群眾參與體育運動的最大障礙。“最大的問題在于沒能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張洪潭說。

　　不可否認的是，盡管努力多年，我國整體群眾體育氛圍尚無法與歐美相比。在瑞典，僅僅“有組織參加”體育活動的體育人口，就高達70%，美國的數字與此大致相當。張蕾，2002年北京某大學畢業后赴芬蘭留學。“去了后發現那里每個人每天都要鍛煉。”在環境的影響下，原本不愛運動的張蕾也開始長跑，2004年和2006年，她甚至兩度回國參加馬拉松比賽，并在第二次成功跑完全程。“這在以前絕對不可想象。”她說。

　　據秦椿林介紹，第一次調查的時候，某些地方數據呈現出“非體育人口體質水平超過體育人口”的奇怪現象。研究人員一度認為數據搞錯了。后來發現，正是那些身體出現了問題的人才想到去鍛煉。“這說明國人的運動觀念還很成問題。”秦椿林感慨道。

　　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上了1000多節體育課，卻連個前滾翻也做不好，這樣的孩子，怎么能指望他離開學校后對體育健身產生興趣？

　　“疲軟”的學校體育

　　新中國群眾體育事業發端于上世紀50年代。1951年，第一套廣播體操頒布，隨后又實行了工間操制度。1952年6月10日，毛澤東主席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第二屆代表大會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這12個大字，至今懸掛在國家體育總局大樓頂端。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群眾體育與鞏固國防、建設國家緊密結合在一起。1954年，中央政府公布了《準備勞動與保衛祖國體育制度》，次年，“勞衛制”正式在全國推行。從學校到工廠、機關，由城市到鄉村，群眾體育活動蓬勃開展。盡管這項制度僅僅實施數年，但在時隔半個世紀之后，學者們依然給予積極評價，認為它“在當時的條件下，為提高國民身體素質，推動群眾體育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1964年之后，“勞衛制”被《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取代。新世紀以來，教育部開始在大中小學推行《學生體育合格標準》。

　　張洪潭教授認為，從當年的“勞衛制”到今天的《學生體育合格標準》，對于體育教學的要求實際上是在不斷退化。“比方說引體向上，逐漸為‘懸垂’代替，連推鉛球也被推沙袋代替。”在“去競賽化”的指導思想下，學校體育的教學內容與競技體育漸行漸遠。

　　“國際通行的短跑項目是60米跑，我們的中小學生卻在跑50米；標準中距離徑賽項目是1500米，但我們的教學卻是1000米。長此以往，我們的孩子連田徑比賽都看不懂。為什么不能按照真正的競技體育要求指導我們的學生？”

　　秦椿林教授介紹說，在發達國家，競技體育、群眾體育和學校體育是三位一體的系統。他舉例說：“80年代美國中學生運動會男子400米的紀錄是45秒6，而我們當時成人的全國紀錄是48秒，足見其群眾體育總體水平之高。”

　　“我們的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上了1000多節體育課，卻連個前滾翻也做不好，這樣的孩子，怎么能指望他離開學校后對體育健身產生興趣？”

　　在憂心忡忡的張洪潭看來，學校體育的弱化，才是我國體育人口“馬鞍型分布”的根源所在。(王舒懷 王春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