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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本報記者 支玲琳

　　●嘉 賓：史賢明(上海交大陸伯勛食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常務理事)

　　汪玉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博導)

　　支玲琳：每一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出來，都讓人不由自主地會產生這樣的反應：怎樣才能加強事前的防范工作？我們當然可以理解這樣的聲音。不過，食品安全事故真的是“防不勝防”嗎？

　　史賢明：三鹿奶粉、蘇丹紅一號、多寶魚，這些近年來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究其本質其實是一樣的，都是違規添加了不該添加的物質。我也聽到過這樣的聲音，很多人指責，你們搞科學研究的，怎么出了問題才發現有添加呢？怎么之前都沒有檢測到？作為科學工作者，我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界有毒有害的物質有上千萬種，我們尚且不說有沒有把這些物質都認清楚，而且這些物質究竟有多大的毒性和害處、潛在的風險有多大，我想即便再過幾十年，可能也沒有辦法完全了解清楚。換言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不可能對自然界所有可能的有害物質完成風險評估工作，以及建立快速的檢驗方法。就拿毒奶粉這個事件來講，你說今天他添加三聚氰胺東窗事發，那么明天他還可能添加別種可以使蛋白質總量提高的物質。要對所有可能添加的有毒物質進行一一排查，在短期內并不現實，因為這樣的監測成本可能是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承擔的。

　　支玲琳：看來食品安全監管非常挑戰想像力。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當初有關部門實施免檢制度的初衷也毋庸置疑，對政府部門而言是降低制度監測的運行成本，對企業而言既是激勵亦是自律。但是為何這個制度后來會成為個別不法企業借此鉆空子的漏洞？

　　汪玉凱：免檢制度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這個制度的實施必須有一個前提，得建立在誠信的基礎機制之上。企業應基于高度的誠信、自律，來爭取這個榮譽。如果沒有這個社會信任機制的存在，免檢制度就沒有多少價值。從一個免檢制度，我們應該深入反思我們的安全監管體制、社會誠信體制、社會道德，我認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支玲琳：那么您認為目前的監管體系是否擁有足夠和恰當的行政資源配置，能夠保障完成食品安全監管的任務呢？您怎么看這項任務的艱巨性？

　　汪玉凱：我認為這點毋庸置疑。建國以后，我們這些部門的整體力量、資源配置還是比較強的。大量的公共行政資源集中于此，其內部也有很完整的組織架構，人才、設備的配置都是比較完備的。因為食品的質量和安全，牽涉到國民的健康。而一般商品的質量和安全，最多影響的也就是社會聲譽和競爭力。所以這樣一個檢驗部門，是任何國家都不敢輕視的。應該說，在社會誠信體系比較好的時候，我們這支隊伍還是很適應的。但如果社會行為失范，社會誠信出現了問題，制假、造假、販假大量出現，監察工作量就會成倍上升，這給相關部門帶來的工作壓力是很大的。

　　史賢明：食品安全，當然要靠企業誠信，但是從政府監管來講，采取什么樣的監管方式，可能也是我們要思考的。像大家常說的衛生檢查，經常是先接到通知“明天要來檢查了，注意一下衛生了”。其實在很多領域，都是這樣一種檢查方式。

　　支玲琳：因為毒奶粉事件，我們取消了免檢制度。這也說明了有關方面的一種務實態度：要從監管體制本身著手解決問題。

　　汪玉凱：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最為人所詬病的一點，就是“九龍治水”。但就我個人觀點，分段管理其實也沒有什么問題。因為它涉及的面太廣，食品監管不可能由一個部門來完成，必要的分段管理是可行的。但千萬不能大量的行政資源耗在扯皮、推諉上，到最后誰都管了，卻誰也不承擔最終責任。所以，如何讓我們的監管運作更有效，并降低它的運行成本，同時加強管理部門的行政問責機制，我認為這是有待進一步思考的。

　　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對三個行業都是嚴格監管的，一個是食品，一個是藥品，一個是環境。因為對這三個行業的嚴格監管，能夠為更多人的生命、生活提供優質服務。但是我們有些部門往往就把管理和服務顛倒了，很多是“主業”沒搞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賺錢上。比如你給我交費，我給你評名牌。前一段時間搞信息化，要在豬肉上貼條形碼，這樣一來就能對豬肉進行“全程追溯”，在采購、屠宰、銷售等各環節進行安全管理。這本來是樁很好的事情，但是個別地方又把它變成了牟利的工具。不是誰在條形碼技術上開發得好，誰就能搞，而是直接交給了與部門利益有關聯的壟斷單位。這只是一個小例子，但可以看出這些年國家在食品安全監管上花了很多力氣，想了很多辦法，也投入了很多資源。我們也希望對毒奶粉事件的處理會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能夠從根本上推動食品安全監管問題的解決。

　　支玲琳：無論是溫總理近日一再強調企業“應該有道德的血液”，還是有關方面取消免檢制度，應該說中央對食品安全事件的處理是積極而全面的。兩位對于政府的危機處理有怎樣建議呢？

　　史賢明：食品安全問題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國外也有。我們可以回想一下10多年前的瘋牛病事件。當時的英國政府早就發現瘋牛病的存在，但是因為有顧慮，還怕損害形象，影響產業利益，一直不肯承認。但“捂蓋子”的后果是，對該國養牛業造成了致命的打擊。所以我認為，坦誠、勇于承擔責任，對企業、政府都是至關重要的。

　　汪玉凱：應該說中央政府的責任感是很強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要解決整個中國食品行業現存的問題，從全社會來講，更大的課題，恐怕是道德體系的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