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牛荷

　　發于2025.9.22總第1205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家住北京的趙虹，從去年年末開始，頻繁失眠，日常狀態受到很大影響。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每晚十一點左右入睡，往往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就醒來，以前還能繼續睡，現在醒來再也睡不著，甚至早醒時間開始不規律地提前。她的睡眠時間越來越短，也越來越碎片化。

　　失眠是一種常見的睡眠障礙。睡眠障礙按照疾病種類可細分為90余種，包括失眠、睡眠呼吸暫停、嗜睡等，會導致抑郁、焦慮等情緒障礙，以及高血壓、糖尿病、腦卒中等軀體疾病。

　　如今，國內像趙虹一樣，出現睡眠障礙的人群，十分普遍。今年3月，中國睡眠研究會發布的《2025年中國睡眠健康調查報告》統計，中國18歲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擾率為48.5%。

　　9月1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到今年底，97% 的地市至少有一家醫院可以提供睡眠門診服務。記者發現，不少醫院的睡眠門診，涌入越來越多年輕人，一號難求。

　　“有醫院誤診率高達90%”

　　今年6月，趙虹決定到專業的醫療機構尋求幫助。截至8月下旬，她先后在北京五家三甲醫院就診，包括精神專科醫院和綜合醫院。但治療之后，卻越發焦慮，睡眠質量也變得更差。趙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就診時，不止一家醫院醫生聽完她的病情描述，會直接開藥。盡管趙虹去了多家醫院就診，但沒有醫生告訴她失眠的病因。

　　世界睡眠學會秘書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睡眠醫學科主任韓芳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睡眠障礙疾病往往是多種問題疊加的結果，并非一個病因就能解釋一切。其中，失眠的成因也很復雜，比如有人失眠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夜間打呼嚕后出現憋氣，導致睡不踏實、總會醒來。

　　失眠大體分為慢性和短期失眠障礙兩大類。對患者來說，失眠是一種主觀感覺，醫生要對其準確診斷，才能實現有效治療。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睡眠醫學中心主任張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失眠的診斷要借助睡眠評估量表，但主要還是靠醫生的臨床評估，評估量表只是起輔助作用。

　　他進一步表示，臨床評估主要關注兩方面：一是失眠癥狀持續時間，二是是否影響白天正常學習、工作、社交等，比如出現情緒低落、易怒、認知損害、心悸等問題。一般持續時間超過3個月，且每周至少三次的失眠，排除睡眠呼吸暫停等其他疾病，就可以判斷屬于慢性失眠。排除其他疾病，可以通過多導睡眠監測(PSG)技術。

　　北京回龍觀醫院睡眠醫學中心主任、精神科副主任醫師周雙槳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所在的科室，對睡眠障礙患者的診斷包括詳細的病史采集、常規檢查、量表問卷的主觀評估，以及整夜的PSG等客觀評估。做PSG通常需要在醫院過夜。

　　“PSG技術是目前診斷睡眠障礙疾病的‘金標準’，也是最核心的診療辦法。”韓芳表示，很多人睡不好覺只是一個表面癥狀，原因可能千差萬別。PSG就像一個“睡眠偵探”，可以通過同步監測睡眠期的腦電圖、眼電圖等多項指標，找出問題所在。

　　周雙槳舉例，有的患者一直說整夜都睡不著，做了PSG，才發現是由于嚴重缺氧，導致大腦在夜間被頻繁喚醒，產生“整晚沒睡”的感覺。實際上，睡眠監測結果顯示，他們往往一晚上仍然休息了幾個小時，只是睡眠時間嚴重碎片化。

　　周雙槳介紹，目前，每周會有約20名患者到醫院的睡眠中心接受睡眠監測。“不是所有患者都要做PSG。”周雙槳表示，對于那些用藥效果不佳、睡眠期打鼾并伴隨夜間缺氧，或出現夢游、睡夢中大喊等行為的患者，常會考慮為其安排監測。

　　PSG的使用，也面臨著現實困境。張斌表示，一臺PSG設備每晚只能收治一位病人做完整監測，需專業人員整夜值守，并對結果進行人工判讀，耗時、費力，成本很高。在美國，一名患者做一次睡眠監測的價格，起步價大約為1萬元，國內收費在300—500元。這樣的價格，使得醫院幾乎是靠情懷支撐。他談道：“一些醫院用一些衍生的簡化版睡眠監測產品給患者做睡眠監測，比如貼片或者簡單傳感器。這類產品雖然價格便宜，但診斷能力有限，很多疾病查不出來。”

　　由于缺乏對應的睡眠專科門診，睡眠障礙患者想要看病，需穿梭于各大醫院的神經科、耳鼻喉科、呼吸科下設的睡眠門診。今年6月以來，趙虹在多家三甲醫院多個科室下設的睡眠門診就診。她表示，每家醫院的醫生給出的治療辦法都不太一樣，差異蠻大。

　　韓芳表示，門診上經常看到，患者因打鼾的問題去各個科室就診，耳鼻喉科醫生建議患者做手術，口腔科的醫生建議其用口腔器械治療，呼吸科的醫生則推薦其使用呼吸機。“不同科室的醫生，治療理念不同，最后患者一頭霧水。”

　　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睡眠醫學科主任醫師李濤平曾到基層一些醫院幫扶，他粗略估算，當地一些醫院對睡眠障礙的誤診率竟高達90%以上。醫生由于知識面不足，漏掉真正病因，只是簡單將患者診斷為“睡眠障礙”，開抗失眠藥了事。

　　“誤診背后最主要的問題，是睡眠醫學這個學科，在大眾和許多醫生中認知度不高。”張斌談道，現在部分看睡眠障礙疾病的醫生在系統學習階段，并未受到專業的睡眠醫學知識培訓。一旦遇到睡不好的患者，就誤認為其是嚴重的睡眠呼吸暫停、夢游癥等。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原院長陸林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失眠的復雜性在于其病因常涉及多系統問題。當科室間溝通不足或評估標準不統一時，患者就如同一個被來回傳遞的“皮球”。這不僅降低了診療效率，也增加了患者負擔和誤診的風險。

　　“藥物并非首選”

　　林詩雨生活在上海。8年前，她讀博期間，因學業壓力大，經常失眠。林詩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7年，她決定到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神經內科就診。當時，醫生簡單詢問病情，并給她做了睡眠評估量表后，就直接開了一款安眠藥。

　　李濤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門診上醫生一上來就開安眠藥的情況很常見。如果安眠藥效果不佳，病人繼而會被推薦進行精神科的量表檢測，一旦結果顯示焦慮、抑郁，又要進行相關治療，比如服用抗精神病藥物。“這也導致患者要服用越來越多的藥。”

　　隨著服用安眠藥頻次的增多，藥物耐藥性和副作用也開始顯現出來。2022年起，林詩雨發現自己幾乎每晚都要靠藥物才能入睡，且開始反復劇烈頭痛，吃止痛藥也無法緩解。2023年，她將服用多年的安眠藥換成了另一款藥物，但這款藥不到一年就出現了耐藥問題。后來由于家庭變故，她變得特別焦慮，開始混合超劑量服用多種抗失眠藥。

　　在李濤平看來，治療失眠問題，醫生要認真詢問患者的病史和用藥史，先排除軀體疾病和以往用藥史的因素，再考慮情緒或精神等方面的因素，針對病因治療，才能避免長期依賴安眠藥或盲目用精神科藥物。

　　陸林表示，臨床上常用的抗失眠藥物，主要包括苯二氮類、非苯二氮類、褪黑素受體激動劑、食欲素雙受體拮抗劑4種類型。其中，食欲素雙受體拮抗劑的作用機制與傳統安眠藥存在根本性差異，是一種更生理性的促眠方式，即用藥后對白天的清醒功能影響小。

　　今年5—6月，有兩款食欲素雙受體拮抗劑先后在國內獲批上市，用于治療成人失眠患者。這兩款藥分別是日本衛材制藥的萊博雷生，以及先聲藥業引進的一款進口藥達利雷生，分別于8月和9月正式進行商業化銷售。“新藥剛上市，必須有一個長期的觀察過程。無論是療效還是長期使用的安全性，都需要在真實的臨床環境里慢慢觀察。”韓芳表示。

　　在張斌看來，必須要用抗失眠藥物助眠時，如果用藥一兩周后睡眠明顯改善、情緒狀態穩定，就應盡快停藥，避免導致藥物依賴等后果。

　　周雙槳的門診上，有六七成患者都嘗試過藥物治療。“藥物并不是治療的首選，而是其他非藥物療法的輔助。”多名受訪睡眠疾病領域專家均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李濤平表示，即使有新的抗失眠藥物，在給患者開藥前，仍建議盡量先嘗試非藥物療法。

　　由于對藥物過度依賴，今年7月，林詩雨在周圍朋友的建議下，到上海另一家三甲醫院的睡眠門診就診，為她看診的是一名睡眠領域的知名專家。讓她意外的是，醫生了解她的入睡情況、服藥史，讓她做完相關評估后，給出住院治療的建議。她說，她在醫院住了14天。住院期間，她經歷了經顱電刺激、失眠認知行為治療(CBT-I)等多種治療。她認為，最核心、有用的治療就是CBT-I。

　　9月9日，《中國失眠障礙診斷和治療指南》 (2025版) (以下簡稱《指南》)發布。張斌為該《指南》的通訊作者。張斌談到，CBT-I通常要進行4—8周的系統干預，改善患者的睡眠狀態，如今已是一線、最基礎的睡眠障礙治療方法，科學依據非常扎實。無論何種類型的失眠，《指南》都將CBT-I放在治療方法推薦首位，強調盡早開展。CBT-I包括睡眠衛生教育、睡眠限制療法、認知療法、放松訓練等。

　　林詩雨表示，住院期間，她每天都會參加CBT-I。她參加的CBT-I治療，一般是小班授課，每晚會有一節約1小時的課程，醫生會講解睡眠知識，類似于小講座。此外，醫生也會帶大家一起做冥想放松訓練。“醫生還會根據每個人的睡眠情況進行評估，然后為每個人制定‘睡眠處方’，明確限制睡眠時間和臥床時間。”她表示，作息規律后，自己開始慢慢減藥。從住院算起，三周后，她在完全停掉藥物的情況下，也能正常進入睡眠狀態。

　　CBT-I在國內的推廣度并不高。周雙槳表示，雖然看似能提供CBT-I治療的醫院不少，但真正能提供完整、有效CBT-I的醫院并不多。他所在醫院開展的更多是團體CBT-I，由于資源有限，很難大量開展一對一的CBT-I系統治療。

　　在陸林看來，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兩方面：一是醫療體系和資源的限制，目前CBT-I治療師極度短缺，且標準治療時間至少要6—8次會談，每次30—60分鐘。在醫院門診人滿為患的現狀下，醫生和治療師很難有足夠時間對每個患者系統治療；二是公眾乃至部分非專科醫生，對CBT-I的優勢和價值缺乏認識。治療中，患者除了每周與治療師會談外，還要配合進行每日的睡眠訓練、記錄睡眠日記，公眾對這一療法認知有限的情況下，配合度低，依從性差。目前，大多數失眠患者應對失眠的主要策略還是吃安眠藥，認為這是最快、最省事的方法。

　　“絕非簡單爭‘獨立科室’名分”

　　今年8月，趙虹曾到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神經科的睡眠障礙聯合門診就診，結果發現其實只有一位神經科醫生看診。記者注意到，不止一家醫院的睡眠門診，存在這種情況。

　　周雙槳表示，睡眠疾病需要多學科醫生的共同參與，通過聯合門診或綜合評估，才能更準確地診斷、治療。他所在醫院的睡眠門診目前成立了睡眠障礙知名專家團隊，也在嘗試設立多學科團隊診療模式(MDT)。

　　目前，國內不少醫院的睡眠門診，更像是一種“拼盤式”MDT，只是將不同科室的醫生拼在一起，而非真正以“睡眠問題”為核心進行整合診療。2015年，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睡眠中心負責人詹淑琴曾到哈佛大學醫學院交流學習過一年。讓她印象深刻的是，美國有著相對完善的睡眠診療體系，比如，有專門的睡眠專科臨床醫生。此外，美國多所大學附屬醫院在睡眠醫學的基礎研究各有側重，鉆研很深。

　　“前述‘拼盤式’MDT是中國睡眠醫學發展初期一個普遍且真實的寫照。”陸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模式標志著醫院開始重視睡眠問題，并為患者提供了一個入口，是睡眠學科發展的早期雛形。在美國，睡眠醫學于2007年已獨立成為學科。詹淑琴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2000年以后，國內睡眠醫學開始逐步發展，2010年前后，國內臨床醫生才開始把睡眠問題作為獨立疾病來思考，有了睡眠障礙規范化診療的概念。

　　在陸林看來，更關鍵的是專業人才的斷層：國內極度缺乏既精通睡眠生理學基礎，又能橫跨呼吸、神經、精神心理三大領域知識，并能主導整合診療的睡眠專科醫生。“沒有這樣的核心人才，MDT就失去了引擎，只能流于形式。”

　　近年來，國內睡眠醫學在持續發展。今年7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聯合發布新職業信息，“睡眠健康管理師”被納入其中。張斌表示，現在大多數醫學院的本科專業并沒有睡眠醫學可選，必修課里還沒有把睡眠醫學納入，選修課也不普及。

　　在國內2019年啟動的專科醫師規范化培訓體系中，睡眠醫學已被正式納入內科學門類下的三級學科。2021年，北京大學醫學部開展睡眠醫學專科醫師規范化培訓試點。韓芳表示，全國范圍內，只有極少數專業的睡眠醫生完成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專培。

　　陸林表示，對于睡眠醫學，我國尚未建立起全國統一、規范性的培訓與認證體系，培養質量存在差別。而由學術團體組織的短期培訓班和繼續教育項目，側重于單項技能的提升，屬于“增量”學習。

　　即便培養了睡眠醫學專業人才，沒有配套的人才晉升體系等配套措施和發展環境，也難以留人。多名受訪專家談到，基于睡眠醫學未能實質性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只能依附于精神科、呼吸科等現有優勢科室，其發展資源、人才引進和學科規劃都受制于人。

　　睡眠技師在整個睡眠醫學體系里，是非常關鍵的角色，負責實施PSG等重要工作。周雙槳以睡眠技師舉例，他所在醫院有2名專業的睡眠技師。然而，目前醫療體系內尚未設立睡眠技師的亞專科，導致該崗位缺乏相應的晉升通道，他們通常只能轉向心理治療師或研究員等其他晉升發展路徑。

　　“睡眠醫學的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還要有相應的醫保和支付政策，把規范的診療方式落地。”韓芳表示。陸林表示，目前的醫保付費政策無法精準體現睡眠醫學整合診療的智力價值。付費項目零散地集中在檢查和治療設備上，但對于至關重要的多學科評估、長期慢病管理、認知行為治療等服務，收費標準不合理，使得睡眠門診的運營難以實現經濟效益的良性循環，從而喪失了獨立發展的內在動力。

　　如何培養一名合格的睡眠專科醫生？陸林談到，首先要求醫學生完成臨床醫學本科教育，并完成內科、神經內科或精神科中任意一個方向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打下堅實的臨床基礎。隨后，進入睡眠醫學專科培訓階段，在認證的多學科睡眠醫學中心進行系統輪轉，必須深度參與睡眠呼吸障礙、失眠與晝夜節律障礙等所有亞專業臨床工作，并熟練掌握核心臨床技能。最終，通過嚴格考核，才能成為一名能夠獨立負責、管理各種睡眠障礙的專科醫師。

　　“中國睡眠醫學發展的終極出路，絕非簡單地爭一個‘獨立科室’的名分，而是要致力于實現從零散技術應用到整合醫學體系的范式轉變，構建一個以‘睡眠障礙’為獨立疾病單元、以患者為中心、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務的臨床診療體系。”陸林談道。

　　他還建議，對于睡眠醫學，應構建分級診療網絡，形成由國家級中心、區域級中心、基層醫療機構組成的協同體系，并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可穿戴設備等科技創新與臨床實踐的融合。

　　(文中趙虹、林詩雨均為化名)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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