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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鐘和晏

　　“燈畫的內容，早期多是山水花鳥，到了清代中葉大量出現了戲曲和小說題材。這類燈畫屬于連環畫的早期形式，常引人看完第一盞，定要看第二盞，直到看完故事終了而止。”

　　第一次看見燈畫，它們是被一片片鑲在玻璃鏡框里的，大概10多厘米寬，30多厘米高，掛在宣武區文化館《元宵燈畫展》一間不大的展廳里。畫片都以絹紗作底，上面是彩繪的人物圖案，因為隔著年代，原本素白的絹紗已經發黃殘舊，周邊也絲絲縷縷的。

　　到今天，燈畫可能不是一個熟悉的稱謂。關于“燈畫”的定義，已故民間美術學家王樹村在他的《民間美術》中有上元節的章節，提到各種各樣的燈彩——走馬燈、夾紗燈、畫舫燈等等，“其中有一種絹紗燈畫，是畫在燈屏上的絹畫，故又稱作‘燈畫’。燈畫一般4盞為一堂，每盞4面，共16幅，也有24盞或更多為一堂的”。除了手繪之外，也有木版刻印的燈畫，現在，河北武強、山西南部、山東等都還有清代木版戲曲燈畫保存。

　　《元宵燈畫展》展品的收集者是從事民間美術遺產保護與研究的張琴，她說一開始，她也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什么。她在別人家里看到，黑糊糊地卷在一起，看起來很臟。“我的工作是針對實物和田野調查，中心點是戲曲，最初是那些戲曲圖案吸引了我。”她告訴我，“去年下半年，有天我為一個戲曲刺繡尋找幾片搭配的輔助畫面，把這些東西打開慢慢整理，看到有些上面有清楚的年月落款，我去查資料，才基本確定是燈畫。”

　　過去燈彩的制作成本不菲，通常由豪門富戶出資、民間藝人完成后，每年元宵掛在府門、商市或寺廟，掛在寺廟的花燈常會落款“某年正月十五”、“某信士敬奉”字樣。展品中有一屏《大戰長坂坡》，右上角用墨筆注明“大清光緒甲子年”，還有一屏“三國戲”的左下角寫著“弟子寧白蛋男銀旺孫春榮敬叩”，看來，這位寧白蛋是一家之主了。

　　王樹村把燈畫定義為我國連環畫的早期形式，他說：“燈畫的內容，早期多是山水花鳥，到了清代中葉，因為戲曲和小說盛行，燈畫中大量出現了如《販馬記》、《一捧雪》、《水滸》、《聊齋》、《紅樓夢》一類的戲曲小說題材。這類燈畫常是畫故事的全部情節，引人看完第一盞，定要看第二盞，直到看完故事終了而止。”

　　這里的150片燈畫繪制年代以晚清、民國為主，收集地區是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華北地區，其中三國戲占了一半左右，還有部分封神戲、西游戲等。張琴說：“我大概總共看過400多片燈畫，從清代、民國一直到解放初期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國戲從來就沒斷過。基本上是連續幾十片，甚至有一組50多片，肯定是花燈一溜兒掛過去。”

　　有一組總共10多幅的清代三國戲，都是16厘米×38厘米的尺寸，頂端用朱筆題上5個字的抬頭，如“雪天請孔明”、“千里送皇嫂”、“八里橋挑袍”、“趙云長坂坡”、“古城斬蔡陽”、“老張三動鼓”等等。基本上每張出現一兩個人物，畫法用色也大同小異。“趙云長坂坡”畫幅中央是手持銀槍、騎馬激戰的主人公，一臉緊張萬分的表情，他的身后還有一個高舉旌旗的戰士，紅色的旗幟飄蕩在畫幅的上端。正在奔跑的戰馬用墨筆勾勒，趙云的戰袍用紅紫綠藍等上色，銀槍、馬轡等是鮮艷的靛藍色。雖然尺寸有限，卻傳遞出激烈廝殺的氛圍。

　　連環畫一般的戲劇故事燈畫之外，還有一些也許可以稱為“戲出燈畫”。另一組三國戲中的《徐母罵曹》，身穿紅色官服、戴官帽的曹操坐在一張條案前的椅子上，處于畫幅右側正中央的位置。左下角穿暗黃色袍子的李徐母右手拄一根紅色拐杖，左手向前伸出，手指正指著曹操臉部的方向。左上側的背景是一架屏風，從形狀看應該是戲臺上的布景，曹操的凳子是擺在條案前面的，想來也是對戲臺場景的描畫。

　　戲曲的一個獨立劇目叫“齣”，后來簡化為“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清代《性理精義》、《戲出畫冊》、《戲出冊》等3種繪畫冊頁，都是絹本、工筆設色之作，把戲臺人物的臉譜扮相、服裝以及場上道具等細細描繪下來。畫的戲出有《群英會》、《打金枝》、《罵曹》、《慶頂珠》、《鍘美案》、《斷橋》、《空城計》、《取滎陽》等，但是都沒有作者名款和作畫年月。

　　這些戲曲畫被認為出自內務府如意館御用畫師之手，因為如意館檔案中曾有“著沈振麟畫戲出人物冊頁十八開”的記錄。沈振麟是同治年間擅畫人物、山水的宮廷畫家，據說如意館畫士對兩類作品照例不署名：一類是帝王后妃像，不敢也不準署名，另一類就是小說插圖、戲出人物，他們認為屬于“小道”，不屑于署款。

　　19世紀，北京民間職業燈畫師也少有記載，畫師徐白齋(徐五)的名字第一次是出現在蔡繩格(1856～1933)的《北京歲時記》中：“絹畫頗有高手，道咸間徐五、鮑九兩家絹燈最著名，徐筆超逸，鮑繪精工，徐惟鮑助，他人不敢接也。時人評北新橋西聚生齋徐畫《醉菩提》絹畫四十支，傳神處為都門第一。”據說徐白齋的傳世作品有《醉菩提》、《西游記》、《風月禪》、《霸王別姬》扇面等，現藏國家博物館。

　　已經退休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宋兆麟記得博物館里有燈畫藏品，因為沒有親眼見到，他也不能斷定是否就是徐白齋的作品。博物館收到這一類捐贈之后，通常就收起來堆庫房了。他評價《元宵燈畫展》說：“我感覺這些燈畫基本上是晉南的東西，比如運城、臨汾、襄汾一帶。因為晉商的緣故，晉南的住宅很豪華，都是二層樓房。到正月十五的時候家家要掛燈，院里院外都掛，大門口掛幾十盞燈，而且互相攀比，比其他地方更熱鬧。講究策略智謀的“三國戲”在山西比較流行，另外還有《楊家將》。到了江南，《梁祝》、《牛郎織女》之類就多了。”

　　宋兆麟先生向我描述他在山西見過的燈彩實物，多半是四屏和六屏的，都是長方形、直上直下的造型，木頭就是一般的硬雜木，講究一點用紅木、烏木。“山西人很注重老物件的保存，他們有這個習慣，房子也比較大。北京的燈市曾經很繁盛，現在很難找到了。北京人不愛留這些東西，覺得是破爛看不上。”

　　明代以前，有關北京燈節的記載不多，元末熊夢祥的《析津志輯佚》中有“正月皇宮元夕節，瑤燈炯炯珠垂結”。明朝時，北京燈市在東華門之東，也就是今天的燈市口一帶。《日下舊聞考》中有記述，“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過晚始散，燈賈大小以幾千計，燈本多寡以幾萬計”。從東華門外到崇文門街西，“街三行，市四列，市樓南北相向，朱扉繡棟，素壁綠綺疏，其設氍毹簾幕者，勛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也”。

　　清代宮廷內務府造辦處下設燈庫，專司宮燈、花燈的制造修理，皇宮外也出現了文盛齋、華美齋、美珍隆、秀珍隆等燈鋪。清代《帝京歲時紀勝》、《宛平縣志》等對燈節的記述都大同小異，富察敦崇寫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燕京歲時記》中說道：“六街之燈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處皆不及也。若東安門、新街口、西四牌樓亦稍有可觀。各色燈彩多以紗絹玻璃及明角等為之，并繪畫古今故事，以資玩賞。”

　　1943年2月21日的《晨報》上，關于燈市的報道變成了“鼎革以遠，百事維新，前門一帶商店，雖仍例行不廢，而大率乞靈電機，非不眩奇斗巧，終嫌味同嚼蠟。今惟大柵欄、瑞蚨祥、廊房頭條之謙祥益等，尚有絹燈數百盞，應時而懸，人人品評。止制作絕精，彩畫又多出名人手筆，西廂、三國、水滸、紅樓之類，摹繪會書事實，栩栩如生，是真無愧為美術者歟”。

　　這次展覽中也有幾幅建國初期的燈畫，到了那時候，顏料已經用得比較粗糙，材質也變成棉布了。有一屏棉布質地的三國戲正中央清楚地寫著“公元一九六零年吉元月望日立”，左下角是“信女張母劉氏男國盛孫淑嶺敬施”。還有一屏“三國戲”右上角上書“公元一九五四年新春正月十五吉日”，“五”字的后面還能清楚地看到一個“四”字，顯然是10年前的舊物又被掛出來。

　　在歷史大戲之外，也有一些家庭倫理戲和情感戲。一個《賣水》的場景是站在花園外的李彥貴肩挑一擔水，穿著已經落魄，但還是帶著點書生儒雅的氣質。還有4幅出現了花園里手持折扇的小姐、拿著團扇的丫鬟和拄著拐杖的老母親等人物，讓人懷疑是《西廂記》。不過收集到藏品中沒有張生的出現，總還是讓張琴難以斷定。

　　張琴對藏品的研究方法是先根據戲曲題材分類，之后再細分材質，沒有具體落款的燈畫，通過絹紗質地、用色和人物風格做判斷。絹紗質地經過多年的歲月損傷，自然會有所不同，人物的風格畫法每經過二三十年，就有很大變化。從晚清開始，很多燈畫已經是用化學顏料，跟礦物、植物提煉出來的天然顏料相比，鮮亮程度的區別幾乎一眼就能看出來。

　　因為是燈光映照下的畫面效果，一般說，燈畫講究人物傳神的神態和鮮艷的色彩對比，對人體比例、五官細節方面沒有那么細致，通常都畫得比較隨意。在當年，這些燈畫也許是很普通的民間畫作，因為年代久了，今天看起來親切而素樸，尤其人物的神態表情，幾乎讓人過目難忘。張琴說，“其實民間的形象就是很親切的，但從來不是輕佻”。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