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看見學生手工制作的那些個大家伙：風能/光能互補發電機、可以爬坡的坦克、電機故障診斷機，這個59歲的男人才眼睛一亮，臉上現出孩子般的好奇，似乎很想伸手去摸。這之前那些略顯冗長的介紹，并沒有引起他太多興趣。
7月5日，朱棣文行走在汕頭大學，頂著一蓬灰白相間的頭發。
“西藏冰川正在以每年1.2米的速度減少。1860年以來最熱的20年中，有19年發生在1980年之后。2005年可能是1000年來最熱的年份。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是大氣中太多的碳，今后3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比現在增加3倍以上……”過去的幾個月里，朱棣文一直在講“能源問題：我們該如何解決”。制作精良的幻燈片中，不僅有最近的數據及圖表，也有幾年前攝于北京的噴吐黑龍的大煙囪和沙塵暴街景。
2004年8月1日，朱棣文離開了任教15年的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出任美國能源部下屬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主任，領導一個名為“太陽神”的計劃，研究如何利用生物將太陽能轉化為能源，即未來的生物燃料。“在我的學術生涯里，我已經很多次改變研究方向。我總是對學習全新的事物充滿興趣。”
陶醉于費曼的物理學魔法
“我父親朱汝瑾1943年來到美國馬薩諸塞州技術學院繼續他的化學工程學業。兩年后，母親李靜貞到那兒學習經濟。1948年我出生，那時父親在華盛頓大學教書。”幼兒園時代的朱棣文喜歡積木、組裝塑料飛機或軍艦模型。小學四年級時，他成天搗鼓那些用途不明的設備，常常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堆滿半成品的金屬支架、細小的螺帽和螺釘，他的目標是：實現零件數量及尺寸的最佳設計。
漸漸地，他的興趣擴展到玩化學。他從午餐費里節省出一筆錢買材料，跟一位同學用自制火箭做實驗。有一年夏天，他們還檢測出鄰居家的油過酸會使食物喪失營養成分。無疑，朱棣文從小就顯露出動手的天賦。這并沒有給他帶來好分數。他沒考進常春藤聯合會的名牌大學，而是進了羅切斯特大學。
有兩個重要人物影響了他，一個是高中物理老師托馬斯·米勒，另一個是理查德·費曼。“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米勒先生怎樣介紹物理這門課，怎樣處理一個簡單的問題，比如物體由于重力而以加速度下落。物理要解決的問題不如人文學科來得宏大，但從推測到實驗到觀察，想法可以變成理論，即你可以通過最終的仲裁人——實驗來獲得智慧。”
進入大學，朱棣文的求知欲爆發，而費曼的《物理學講義》開始向他施展魔法。“費曼讓物理看起來如此美麗，他對物理的愛貫穿在書上的每一頁。如果不是他的演講，我肯定會放棄物理。”因為朱棣文的數學也非常出色，物理和數學最后折中成一個理論物理的方向。這時候，他的英雄是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以及當代偉人費曼、蓋爾曼、楊振寧和李政道。
多年之后，朱棣文反思道：“可悲的是，我已經忘了米勒先生重要的第一課，忽視了實驗的重要性，我被引導著去相信‘最聰明的’學生變成理論家，而其余人成為實驗人員。”
從貝爾實驗室向諾貝爾邁進
貝爾實驗室是朱棣文學術生涯中重要的一站。從1978年秋開始，他在這兒一呆9年。
“除了最喜愛的研究，我們沒有義務做任何事，研究科學的喜悅和激動洋溢在大廳里，擁擠的實驗室和辦公室讓我們彼此接近并關注每個人的進展，熱烈的討論通常在研討會上和午餐會時進行，延續到網球場和各種聚會，氣氛熱烈得停不下來。”
學科交叉和“團隊科學”，是貝爾實驗室文化的一部分，這里陸續走出了15位諾貝爾獎得主。而他現在所在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先后有1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朱棣文把他理解的個中奧秘寫在幻燈片上：“個人發揮天賦；科學方向由集體智慧引導，由熟悉且具有專業知識的頂尖科學家進行管理；鼓勵大膽的方法，允許失敗，但失敗要很快過去，并且勇往直前。”
1983年秋，朱棣文被任命為貝爾實驗室量子電子學部的負責人。設計完一種新型的電子能譜儀后，他與同事阿瑟·阿什金博士和技術員一起開始了激光冷卻實驗和俘獲原子的一系列實驗，發明了著名的“激光鑷子”。他精湛的實驗技巧被同行譽為“一種技術上的雜技表演”。
1987年，朱棣文結束了“各方面幾乎完美”的貝爾實驗室生活，去斯坦福接替一個教職，部分原因是“培養科學后代的愿望變得日益強烈”。朱棣文說，他從學生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他最重要的工作，如完善偏振梯度冷卻的細節，發展原子噴泉鐘和原子干涉儀，完成一種基于拉曼脈沖的激光冷卻的新方法，都是在斯坦福與學生一起合作完成的。
所以，面對中國大學生，朱棣文說：“要說有什么不足，可能是你們比較恭敬、崇拜權威。但更重要的是學會批判性地思考，要敢于懷疑前人，像那個剛進哈佛就對校長說‘我跟蹤了幾年您的數據，我發現它們有錯’的一年級新生那樣。人腦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東西，而是要不斷問自己：這東西——也許是家長要求的，也許是老師塞給你的——它對我有意義嗎？這是我成長的體會。”
科學家的忠告未必奏效
人物周刊：當您演講能源問題，包括供水失調的時候，太湖邊的兩座城市正在經歷因藍藻爆發引起的自來水污染。對中國而言，您是否認為在討論能源危機之前首先應該討論環境污染問題？
朱棣文：經濟發展帶來許多問題，很多國家在它的發展史上都經歷了：一開始發展得非常快，然后出現空氣污染、水污染，危害市民。然后他們會說，哦，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就像父母對孩子說：“我曾經犯過一個錯，我應該做得更好。”孩子們聽到了，但長大后犯了同樣的錯誤。這樣的事已經發生在1680年的英國、后來的日本，乃至每一個國家。
人物周刊：您認為現在科學家對決策者和商人的影響力是在增強，還是在減弱？
朱棣文：這要視情況而定。科學家能告訴人們做某些事是不健康或者不明智的，比如吸煙會導致肺癌等嚴重疾病。但政府、商人、公眾并不完全按照科學的方法來辦事。我現在可能對政治決策者有些影響，我也在試著這樣做，比如在能源問題上，我試著向他們解釋，潛在的危險是什么。我只能改變一點點。我只能說這些事情是危險的，你得緩一步。我說的也不是100%正確，可能是75%—80%。你不得不承認這確實很難。科學，是表明事情將會如何發生。而科學家，我認為他的責任是：告訴人們將要發生什么。
人物周刊：生命過半，對您來說，接下來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朱棣文：(開玩笑)變成一名高爾夫選手？不是啦，我將繼續我的研究。
別把大腦當容器
人物周刊：當您獲得諾貝爾獎之后，有沒有跟父母一起回憶您的成長過程，討論一下什么是“好的教育”？
朱棣文：是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大二的時候，做教授的父親對我說：“你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前不許結婚。”所以這是非常難的一段青年時光，父母在意的是，你要學知識。
我哥哥一貫成績非常好，老師和父母都用他來對照、鞭策我，所以曾有兩個月時間，我拒絕去學校。我是我們家庭中學位最少的，我只拿到一個博士學位，他們都有好幾個博士學位。在我要進入大學的時候，我安慰自己得走出杰出家庭的陰影，做一名默默無聞的學生。
我一直感激母親，困惑的時候我至少可以跟她溝通。小時候我常常把客廳堆得亂七八糟，自己做發電機什么的。她從來不說“你得把那些垃圾扔掉”。我想，好的教育應該是讓你自由尋找那些對你有意義的事情，而不是把人腦當成一個容器，往里填東西；好的教育還在于讓人批判性地思考，敢于質疑前人，這也是我在中國學生身上發現不足的地方。
人物周刊：能說說您對兩個兒子的教育嗎？
朱棣文：一個剛進大學學音樂，做音樂，情歌一類的，我希望他能成功——雖然做音樂很難賺到錢，但那就是生活。另一個輟了學又剛回到學校，他現在想學電子科技。
人物周刊：您曾經想過要學漢語嗎？
朱棣文：兩三年前，我跟妻子說，也許我應該花一些時間去學普通話。但她說：現在不是時候。她的意思是應該把時間用在研究科學或者做別的事上。你知道，中文很深，挺難學的。我們小時候，父母就一直說英語，我們家沒有一本中文書，所有的鄰居也不講漢語。
人物周刊：聽說您是古典音樂迷，喜歡哪些？
朱棣文：所有的古典音樂。但我是個很糟糕的演奏者，我吹過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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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文，1948年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祖籍中國江蘇太倉。1978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在貝爾實驗室、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工作；2004年8月出任美國能源部下屬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主任。1993年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7年因發明了用激光冷卻和俘獲原子的方法，與另兩位科學家共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李宗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