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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9月25日電 曾任英國《金融時報》駐香港特派員的杜戴維25日在香港《明報》撰文憶述在中國的工作、生活經歷，認為要摘下帽子向中國領導人致敬；無論還有多少挑戰，原來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大膽前瞻，以及未來幾十年不懈地追趕這目標，將可把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政府比下去。

　　文章摘編如下：

　　在毛澤東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14個月，在7000英里外的英格蘭小鎮另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了：我出生了。

　　這恐怕是一個不可能的開端。鎮上莫說是中國餐廳，就連一個中國人都沒有，而我與中國半世紀的關系從自這天之后，就由我以香港為家起一路延續。

　　早年對中國印象簡單天真

　　我早年對中國的印象是簡單和天真的，不僅是因為我年輕和沒有經驗，亦因為中國共產黨初期的勤勉使然。我接觸到來自中國的故事，都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力量帶來了富裕。共產人民谷物豐收，移山平地來興建新的大水壩，以充滿動人英雄事跡的革命故事去支持革命。以我記憶所及，下鄉為人民服務似已是一種慣常行為。

　　這些事情引人入勝到一個地步足以讓我致函“英中了解協會”(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和擁有一本自己的毛語錄。這行動使英國情報局軍情五處盯上我——雖然我要到加入了《金融時報》多年后，被軍情五處禮貌地請到他們的總部飲啤酒和吃三文治午餐后才得知。我從不知道他們是懷疑我為中國“做間諜”，或是考慮聘請我做他們的間諜。他們之后都沒有再找我。顯然，他們是對我不感興趣。真的頗侮辱！

　　直到1976年我成為《金融時報》的一名初級記者，我的人生常與中國交集，不過是不經意的。一個專門研究發展經濟體所面對的挑戰的大學學位，促使我閱讀了大量中國革命經驗的資料。當時學術界對中國的“共產社會”，以及它如何把和諧與財富帶到中國的貧困農村有濃厚的興趣。

　　加入《金融時報》后數星期，1976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震撼全世界，再之后兩個月毛澤東逝世。《金融時報》以及整個世界都急切地想了解未來中國的走向。這為我提供了我需要的機會，把我的世界毫無保留的轉向中國。

　　今天要摘帽向中國領導人致敬

　　1982年，我們在北京的工作單位生活簡樸，糧票、每日早操、兩小時的午餐時間、自我批評會等等，都是一種珍貴而有趣的經驗。正如把無私的市民熱誠地工作的理想景象和每日爭相擠進已擠滿人的公交車聯想在一起，又如當聽到友誼商店有香蕉到貨，或飛鴿牌自行車運到時，外國人都趕緊去購買。

　　要將今日的中國和1982年那數月的灰暗燈光、不分男女的藍綠軍服和一切換物券聯想在一起，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在那3個月，中國領導人宣布(在《中國日報》內工作，我幾乎是最早知道的人)，要做到在2000年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我記得除了最忠誠的黨員外，幾乎所有人都對在未來18年將國內生產總值每年提升8%的挑戰存疑。

　　而現在過了27年，我要摘下帽子向中國領導人致敬。無論還有多少挑戰，無論有多少人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原來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大膽前瞻，以及未來幾十年不懈地追趕這目標，將可把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政府比下去。

　　現在我們可以親眼看到中國，近乎無阻地到訪國內任何地方。我們看到中國更真實的一面，一個龐大、復雜的國家面對重大挑戰，和四面八方公開對前行良策的熱烈討論。我有信心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城市整體上生活舒適，一如我出生城市中的大部分家庭一樣。這可不只是小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