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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4月1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日刊出一名中國媒體人的文章，講述了其所親歷的中國藏區發展實況。文章認為，比較一下各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中國的對藏政策的確很寬容、很厚道。

　　文章摘錄如下：

　　當中國的西藏問題引起世界關注，且中外有截然不同解讀之時，作為親歷藏族地區發展的人，不妨用親身經歷講述一下真實的故事。西藏問題，說到底是中國的藏族政策問題，那么一個藏族鄉的變化，可以折射出政策的原貌。

　　筆者出生于一個藏族鄉——祁青，位于青藏高原東部大山里，大比例尺的地圖上方可看到，行政區劃上隸屬甘肅省肅南縣。那里是甘肅和青海的交界處，童年放羊時經常站在省界上向西遙望，用藏語與偶遇的藏族牧羊人閑聊。后來知道，青海、西藏的生活和發展實況和我們一樣。再后來，在英國電視上聽到達賴喇嘛指責中國的藏族政策，筆者只能搖頭嘆息：“離藏區的現實太遙遠。”

　　筆者在文革開始那年出生，接生婆是一位藏族阿媽。在那個鄉，我家是唯一的漢族，其余都是藏族，所以我家是“少數民族”。童年分不清藏族和漢族，眼中的父母親就是“放羊的”，和別人沒什么差別。

　　在改革開放前的藏區，沒有貧富差距，大家都在平靜地放羊、放牛、放馬、放駱駝。雖說生活艱苦，但幸運的是從未發生過餓死人的事。

　　上世紀70年代初鄧小平復出，著手搞建設，地質隊便進山勘探礦物，我們見到了汽車和鉆機，知道了“王鐵人”王進喜揮舞的“大吊鉗”是什么樣子。不過他們走后留下的故事是關于西瓜：有位藏族同胞從地質隊買得一個西瓜，不知怎么吃，便像吃“手抓羊肉”一樣煮著吃。

　　草原發生巨大變化

　　1978年底，父親獲平反，恢復公職，到縣城上班去了。那時我們知道父親的一些經歷，知道了大學、大學生，知道了《人民文學》、《收獲》雜志，知道縣城不是最大的地方。我們同樣知道“牧區的幸運”：那里的小學、初中聚集著一些家庭成份不好但相當優秀的老師，一直在上課、考試，從沒因政治運動而停過課，這是中國很多大城市都沒有的“幸運”。

　　改革開放之風很快吹到藏鄉，“公社”改成了鄉，羊群分到人家，上大學、中專成為每個家庭的榮耀。我家隨父親走出了藏鄉，告別草原，不過兒時的朋友也都走出山上學。那時最令人羨慕的政策是，藏族孩子上大學、中專，考分有優惠。筆者在成都讀大學時，很羨慕來自同一個縣城的藏族大學生，他不僅學費全免，而且還獲得政府發給的生活補助。

　　上世紀80年代，筆者高中畢業后返回祁青一看，變化著實很大。過去放羊是靠兩條腿，現在連馬都不騎了，而是騎著摩托車放牧；過去牧場轉移是靠駱駝搬家，現在則是汽車。過去一年很少吃到的肉，現在天天可吃。一些過去的相識甚至都不用放羊了，而是雇人放牧，自己則經營肉類銷售。

　　除了藏鄉生活的巨變，另一個變化是宗教自由，草原上有了色彩斑斕的經幡，飄揚在帳篷或山頂上。我兒時的一個朋友，就到青海的寺院去學習當喇嘛，后來回到家鄉，卻愿當藏語老師。而另一個兒時伙伴是中學老師，母親則到祁連山外的文殊山經營一座寺廟。那里是藏傳佛教的勝地，改革開放后漸漸恢復昔日的香火，建造了很多藏族寺廟，靠旅游就能生活得很好。

　　對藏政策的確很寬容

　　多年未回兒時生活的藏鄉，對藏區發展的關注卻在深入。上世紀90年代，筆者赴英國游學多年，在電視臺上看到達賴喇嘛用英文接受采訪。說到西藏的宗教自由和生活狀態，給人的感覺是，他與現實脫節，還停留在解放前。

　　比較一下各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中國的政策的確很寬容、很厚道。在教育、就業、民族自治和經濟援助上，沒有幾個國家比中國做得更好，不僅平等，而且優惠。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人，在提拔和升級上都處劣勢，這與西方人所謂的“漢化”完全相反。

　　身邊的一些人和事也許能更好地說明這一切。一個兒時的伙伴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后到拉薩工作，成了小有名氣的詩人。他的詩句經常讓人懷想草原上的往事和豪放。而筆者的大哥從藏鄉走出，又返回祁青，在新開發的工業園區工作，經常打電話講講30年前我們一同放羊的人家現在生活得如何，幾乎都是好消息。

　　而親侄子則和一名藏族姑娘成婚生子，孩子沒有漢族名，只有藏族名，他現在在甘肅的藏傳佛教旅游勝地馬蹄寺上班。另一個正在重慶上大學的親侄子，去年奧運前夕和同學騎自行車從成都到達拉薩，沿途宣揚環境保護知識。

　　2006年，筆者去四川阿壩藏區采訪，那里的藏族孩子是中國最早實行義務教育的地方，學費、生活費全免，老師們擔心的不是孩子上不起學了。一路上，僅深圳市援建的學校就有6所，數百個深圳家庭參與到“一對一”助學活動中，資助藏族兒童讀完大學為止。

　　這是筆者所親身經歷的藏族地區發展的真實情況，雖然不是全貌，但卻完全真實。達賴喇嘛說西藏及藏族地區已變成“人間地獄”，他實在是太不了解現在的藏區了。(作者：陳冰 中國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