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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0月14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14日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寫的文章說，要促進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不僅僅需要土地流轉政策上的配套，而且更是政治上的配套。如果土地流轉制度要賦權農民，那么就是要讓農民成為農村經濟的主體，他們就必須享有農村土地、金融保險、農產品加工、銷售流通、技術服務等方面的“主權”。

　　文章摘錄如下：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9月30日在安徽考察時強調，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根據農民的意愿，容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這一講話精神也是十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各方面圍繞著《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進行的討論的核心。

　　這一文件具有歷史重要性，因為它指明了下一步中國農村改革的大方向。胡錦濤的話一出，海外很多媒體就把土地流轉解讀成為土地私有化的開端，或者變相的土地私有化。

　　中國有關方面馬上出來回應說明土地流轉不是土地私有化。但正如同其他政策領域，在中國，一項政策從形成到執行，中間不可避免會有很多變數，甚至會有質的變化。政策的實際效果并不取決于這項政策的制定者的本意，而是實施過程中的多種因素。

　　一項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實際執行過程也有可能變成私有化。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實行“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政策，當時也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但是在實際執行中則變成了惡性私有化。

　　不管怎樣，對這樣一項具有長遠而深刻影響的政策，如果沒有一整套配套措施，政策很容易變質，一項原意是賦權農民的政策會不知不覺地演變成為一項道道地地的賦權資本的政策，意在讓農民受惠，實則對農民的大舉剝奪。

　　人們對這種演變的擔憂并非毫無道理。政策還沒有正式開始，一些媒體就已經開始高調談論“土地和資本的結合”、“土地的資本化”、“農村資本時代的來臨”等等。別的不說，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表明資本對農村土地的虎視眈眈的一種狀態。

　　農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有其必然性。土地流轉制度的意義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要保證農民的權益，二是尋求農村發展的新動力，三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

　　先說第一方面。這些年來，由土地所牽涉到的問題越來越嚴峻。地方政府、資本和地方居民之間圍繞著土地問題的矛盾非常突出。往往是地方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一體化，剝奪農民的土地權，造成了官員和資本在土地問題上的嚴重腐敗。

　　在很多地方，由土地問題引發的群體事件不斷發生。盡管有中央政府的各種努力，但還是不能保障農民在土地方面的權利和權益。從這個意義上，很多研究農村問題的學者多年來一直在提倡土地的私有化。因為理想地說，土地的私有化是保障農民土地權的主要機制。

　　土地流轉制度對農村發展的新動力更具意義。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早期農村以土地承包為核心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農民收入大為增加，縮小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異。但后來農村的發展逐漸失去了新動力。

　　上世紀90年代的發展重心在工業。直到本世紀初，中央才再次大力關切農村問題，把“三農問題”提高到議事日程。這些年來有大手筆的農村改革舉措，包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免掉農業稅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但農村的發展還是沒有很大的新動力。

　　到去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擴大到3.33比1，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差異。土地流轉制度的實施可以說是希望這一制度能夠為農村的下一步發展提供巨大的動力。

　　從更宏觀角度來看，土地流轉制度也符合社會發展的大趨勢，那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從各國發展的經驗來看，農村問題的根本解決還是要依靠工業化和城市化，就是說只有當工業化和城市化有能力吸收大部分農業人口的時候，中國農村問題的解決就有了希望。實行土地流轉顯然是符合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要的。

　　但是土地流轉制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之上的，即農村土地制度限制了農村的經濟發展。無論從價值還是經驗角度，這個判斷是否合理，是可以加以爭論的。

　　土地是農村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不僅是農村穩定而且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土地問題解決得好不好直接影響到政治問題。土地流轉制度實施得好，可以推進農村的發展；實施得不好，就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中國不同地區對這一制度的需求并不一樣。在沿海工業發展和城市化較高的地區，土地流轉的需求非常突出。實際上在這些地區，土地流轉已經在進行。在那里，工業和城市化能夠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即使沒有新的政策，只要具有實際合理性，事實上的土地流轉還是會繼續下去。對這些地方，土地流轉制度只起到把事實上的合理性轉化成為法理上的合理性罷了。

　　對工業化和城市化較低和貧窮的地區，土地流轉必須直面一個人們似乎不愿面對的問題，那就是農民的理性。在貧窮的情勢下，很多農民會在土地問題上作出非理性的行為。

　　現實地說，在農民和資本之間并沒有一場公平和理性的交易。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員必然是另一個重要角色。并且也可以預期，地方政府和官員肯定站在資本一方。在一些地方，甚至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資本擁有者。一旦資本和地方政府要求流轉農民的土地，什么樣的困難和來自農民本身的阻力都是能夠加以輕易克服的。

　　因此，要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不僅僅需要土地流轉政策上的配套，而且更是政治上的配套。如果土地流轉制度要賦權農民，那么就是要讓農民成為農村經濟的主體，他們就必須享有農村土地、金融保險、農產品加工、銷售流通、技術服務等方面的主權。

　　資本并非農村的對立面，農村的發展需要資本。問題是誰是主體？賦權農民就是要以農民為主體，引入資本。一旦資本成為農村的主體，問題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

　　這里就涉及到政治問題。中國的農民到現在還是個體。農民要成為主體就要組織起來。那么在這方面，中國政治上的條件成熟了嗎？可能沒有。日本和韓國等農村發展的成功，不僅僅是這些國家的農村政策問題，更是政治條件問題。有組織的農民對資本力量構成一種平衡。但在中國，達到這種平衡的希望并不大。

　　對規模經營的期望也不能太大。中國的經濟學家往往是紙上談兵，很多理念不見得會成為現實。在傳統中國，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集中最終導致的是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走上造反的道路。

　　土地集中只是近現代農業的其中一個因素。不是所有的土地集中都能導致規模農業，也不是只要土地私有化就會導致近現代農業。規模農業需要許許多多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配套。只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才把土地產權的重要性提高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更為現實的問題是，中國的城市已經做好了準備來接受大規模土地流轉所產生的大規模的流離農民了嗎？農民并非注定要綁在那一塊并不能使他們足以溫飽的土地上的。問題是沒有了那塊土地，他們又能夠去哪里？土地流轉出去之后，那么多農民去哪里？他們要去城市，但城市并不想接納它們。

　　很多年來，中國有一億幾千萬的農民工為中國的整體經濟，為城市建設做出了無限多的貢獻，他們都尚未被接納，還是到處在流浪。實際上，如果被接納，今天的中國也就不會有“農民工”這個概念了。

　　農民工這個概念完全是人為政治構造，是城市拒絕接納農民的政治象征。那么，流轉了土地之后，農民干什么呢？無產者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農村的改革的確必須深化。這里需要很多方面的制度創新，土地僅僅是其中一個因素。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有企業改革設計得非常好，但結果變了樣，導致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城市新貧民的產生。同樣，土地流轉也是一個很好的設計，但如何能夠保證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不會從賦權農民轉變成賦權資本呢？如果沒有這個保證，其產生的結果可能是誰也承擔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