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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0月23日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初次審議了《國家賠償法修正案(草案)》，并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11月10日，中國政法大學法制政府研究院召開《國家賠償法》修改研討會，20多位司法界專家、學者就目前公布的修正案草案交流了意見。

　　賠償委員會應更加規范化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說，《國家賠償法》程序由誰去操辦，面臨主體問題。目前是人民法院的賠償委員會在處理賠償案件，但是賠償委員會的設置和運行存在很多問題。

　　據最高人民法院國家賠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劉志新介紹，目前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的委員都是由幾個主要業務庭的庭長兼職，但因為工作精力有限，真正辦案子的其實是賠償委員會下設的負責日常工作的“帶有濃重行政色彩的不倫不類的辦公室”。劉志新認為這樣的設置存在很多弊端，辦公室沒有公正的平臺去辦案，處理國家賠償案件有時是不公開的，有時沒有正規的程序，一些工作推動不起來。何兵對此認為，賠償案件由辦公室來辦，名不正、言不順，操辦主體的問題一定要解決。劉志新希望能夠制定出一個規范的程序。但同時，即便有再好的程序，也得有一個規范的機構按程序去辦事情。

　　擴大賠償范圍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沈巋說：“草案中對司法賠償的范圍幾乎沒有改進，這令我們非常失望。”他希望通過學者們更多的主張，把學者們已經想得很成熟的東西寫進《國家賠償法》，擴大司法賠償的范圍。

　　關于司法賠償的范圍，沈巋有兩點想法。第一個是關于司法賠償范圍的立法模式。目前司法賠償范圍在肯定性列舉方面是窮盡的，沒有一個概括的條款將實際中可能遇到的情況納入進去。對此，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楊臨萍建議賠償范圍可使用概括式的肯定、列舉式的否定。沈巋的第二個想法是在民事訴訟、刑事訴訟的錯判方面進行更為明確、細致的規定。他舉例說，關于“錯誤拘留和逮捕”，對“錯誤”的解釋究竟是“結果錯誤”還是“行為標準錯誤”，其實是有爭議的。因此不妨將“錯誤”二字刪除，直接在賠償范圍上寫為“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實施拘留或者實施逮捕”。楊臨萍則提出在《國家賠償法》中取消“違法”的說法。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何海波對此表示支持，他說，在實踐中，有些機關其實愿意賠償，只是不愿意戴“違法”的帽子。

　　提高賠償標準

　　在賠償方式上，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解志勇認為，應該擴大“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的適用范圍。“賠禮道歉應該適用于所有的賠償案件，只要有賠償就要有賠禮道歉。”他說。此外，他建議在涉及到人身自由的傷害時，賠償標準應該設一個最低限，比如5000元、1萬元，在這個基礎上再按日期計算。關于造成身體傷害導致喪失部分勞動能力的賠償標準，修改草案中增加了實際的倍數。他認為這非常好，但是5倍、10倍、20倍的限制太低，至少應該翻倍。此外，解志勇還提到，賠償標準的設置有三種：懲罰性的、補償性的和撫慰性的。現行《國家賠償法》主要以撫慰性的為主，應該逐步過渡到補償性標準，同時對某些案件適度引入懲罰性標準。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凌云在會上提出，國家賠償標準不能夠低于民事賠償標準。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解釋說，“不低于”意味著原則上至少是要等于，實際上給法官和檢察機關一個“略高于”的意識。“我個人認為，公權力的侵害比平等主體之間造成的侵害要大一些。”他說。此外，他也認為應該針對部分案件適度引入懲罰性賠償，在賠償金方面再提高一些。

　　另外，關于賠償標準，王錫鋅的看法是，把“日平均工資”這樣一個概念放在《國家賠償法》中作為一個賠償標準的計量單位，存在一些明顯問題。除了在實踐中會出現各地方工資不平衡、同一地方個體之間的收入也不平衡等問題外，王錫鋅還提出這樣的質疑：將一個國家的公民被錯誤地逮捕羈押、限制人身自由這樣一種行為的賠償標準的單位，換算成工資的概念，會出現道義上和政治理論上的問題，就好像這個國家的公民坐牢也可以算作一種工作。

　　增加對補償的規定

　　何海波認為，這部法律是《國家賠償法》，不是《國家“補償”法》。但是，從目前實踐來看，國家補償的問題比較突出，盡管有大約20來部法律以及更多的行政法規對補償問題作了規定，但這些規定總的來說是比較籠統的，而且個別規定也不足以解決所有實際問題。

　　關于補償領域存在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認為，由于缺少解決途徑，很多案件其實是補償環節解決不了轉化為賠償案件的。對此，她建議在《國家賠償法》中至少把補償作為條款進行規定：補償如果沒有其他法定標準的話，適用《國家賠償法》的標準；如果沒有其他法定賠償程序的話，適用《國家賠償法》的程序。“這樣，至少可以彌補這個領域存在的問題，也為法院處理補償類訴訟提供了法律依據。”薛剛凌說。 （黃韻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