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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此文版權屬《國際先驅導報》，任何媒體若需轉載，務必經該報許可。)

　　勸返是在引渡困難情況下出現的新方式，但要杜絕官員外逃，還需從根源上加強對官員的管理

　　就在上海市盧灣區副區長忻偉明在本月初悄然回國時，幾乎同一時期出國考察的溫州市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仍然滯留在海外，不知所蹤。

　　針對越來越多的官員出走現象，最高人民檢察院探索出了“勸返”模式，而這一新模式在國內引起了民眾的爭議。

　　勸返模式初見成效

　　事實上，勸返模式并非今年才推出的新生事物。早在去年2月，出逃新加坡的云南省原交通廳副廳長胡星就是在中國警方開展的心理攻勢下同意回國的。當時，面臨引渡條約缺失的難題，“勸返”成為唯一可行的辦法。

　　今年9月底，北京市公安局網監處原處長于兵同樣是最高檢從南非“勸返”回國接受調查的典型例子。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計，今年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經勸返外逃貪官7人，勸返模式初見成效。

　　據悉，勸返方式一般是這樣：官員外逃后，派出人員到國外直接與其接觸，通過做工作、談判等各種方式，并承諾一些條件，希望其回國。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再讓國內有關人員與其通話。

　　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指出，“勸返方式有兩種：一是如果還沒有掌握楊湘洪的犯罪事實，就從黨紀、政紀角度勸返，承諾回來后，可以繼續擔任原來職務，或者調任相應職務，僅作批評，不作處分。二是如果掌握了他的犯罪事實，就從減輕處罰角度勸返，并讓司法人員參與。”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劉仁文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也對勸返模式作了初步的肯定：“要提出引渡，必須是兩國間簽署了引渡條約。而要和對方國家實行司法協助，同樣會受到雙重歸罪、死刑不引渡(遣返)等原則的限制。如果沒有掌握外逃官員的犯罪證據，不可能提出引渡，在這種情況下，勸返是一個比較現實可行的方法。”

　　部分網友提出質疑

　　有關勸返模式的報道見諸媒體后，有網友提出了不少疑問：外逃官員勸返突破法律界限的法理依據是什么？當今中國是法大還是組織權力大？與外逃官員談判并承諾條件是誰給的權力？是人大還是法院？為什么如此成功的勸返模式卻禁止不了中國貪官外逃？

　　還有網友認為，用納稅人的錢去勸返貪官，同時還給他們這么多優惠待遇，讓普通百姓在情理上很難接受。湘潭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夏新華認為，這一勸返模式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投入大、回報小”。

　　他表示，勸返胡星的成功案例屬于特例，貪官外逃后勸返有多大意義和效率，這些問題都需要探討。而這是對貪官的一種縱容。外逃目前已成為眾多貪官競相仿效的犯罪手法之一，采取勸返模式，恐怕會讓后來者產生僥幸心理，導致更多貪官以身試法。

　　華東政法大學刑法教授沈亮則認為，勸返模式并不適宜司法機關直接使用，“因為這種做法，本身并不是法律上的制度，只是對外逃官員曉以利害；檢察院對外逃者做出從輕判處的承諾更不合適，這將有損法律的嚴肅性”。不過，他卻贊成在政府機構推廣此舉，“這樣的主體比較合適，也不會與法律的公正精神相抵觸”。

　　劉仁文則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楊湘洪之所以至今未成功勸返，可能與國內的過度報道有關，“這會給他造成心理壓力，對回國后的后果產生恐懼”。

　　杜絕外逃須從遏制苗頭開始

　　目前，中國對待外逃官員主要通過三個途徑：一是引渡：二是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緝捕；三是在兩國之間開展區域性的刑事司法協作。相比勸返模式，劉仁文認為，“引渡仍然是最正規和高效的追捕外逃官員的途徑。”但目前與中國簽訂雙邊引渡條約的只有20多個國家。

　　面對越來越多的外逃官員，通過引渡、遣返等方式，不僅時間漫長，而且成功率也不高，正義往往得不到實現。“這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勸返方式的產生。”劉仁文說。

　　劉仁文表示，雖然有些官員在出逃國外以后，國內還未能掌握其犯罪的證據，但其腐敗、作風問題應早有蛛絲馬跡。比如，近年出現的一個新名詞“裸官”，指的是內地官員的家屬全部移民國外，這就有可能是其在為出逃做準備。而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多，官員以考察等正當合法的形式出國不回來，幾率也在增大。因此，“應加強護照管理，一旦發現外逃的苗頭，就加以遏制”。

　　沈亮則認為，要避免官員外逃，必須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加強監管，適時采取對策，如加強外出考察的監管審批，加強身份護照管理等。此外，還需建立透明賬戶制度等，防止貪官違法資金的轉移。

　　正如一位網友所評論的，中國要建設法治國家，就需要規范法律秩序，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如是,“與外逃官員談判、承諾的勸返模式反而顯得沒有必要了。”(特約撰稿于秋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