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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請違憲審查始末

　　-口述人：許志永-身份：法學博士

　　當時，我是從北大的BBS上面看到了孫志剛事件。一個青年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被打死了，他的親人悲憤不已，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奔波在各個部門之間，討要公道。

　　我們這個社會到底怎么了？我長久地呆坐在電腦前。本來，要不是“非典”，我原計劃五一期間要到北京南郊一個村做兩個星期的調研，主要是為了解暫住證和收容遣送狀況。可是，我感覺就在自己的眼前又一個極端的悲劇發生了，心里非常難受。

　　收容遣送制度對于很多被收容的人來說是不公正的，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剛剛來到城市就被收容走了，但他們沒有太多的辦法，因為他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里是弱勢的一群人，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途徑尋求幫助。

　　雖然已經有很多網友在呼吁，但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孫志剛的悲劇，只有被更多的人意識到，才有可能促進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有朋友為孫志剛建起了紀念網站，網站的名字是——天堂里不需要暫住證。當我進入紀念網站的那一刻，我的眼淚流了下來。

　　2003年5月初的一個早上，遠在武漢的俞江突然打電話來，提醒我《立法法》第九十條規定公民有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法律法規建議的權利。我和滕彪都非常贊同這個想法。我們決定利用這一權利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提出建議。

　　很快，我們開始動手寫了初稿，比較長。后來經過我們三個人商量，建議書縮短為一千字，僅就法律程序問題提出，收容遣送辦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內容與憲法和相關法律相抵觸，依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的建議。

　　我們簽了我們三個人的名字，我們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提起了這份建議，我們不是作為旁觀者的呼吁，而是作為一個正式的法律文件的主體，就像一份訴狀中的原告一樣。這個建議和我們的職業、我們的知識背景沒有關系，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提出這樣的建議，所以我們列上了我們的身份證號碼——這是最有效的公民的標志。

　　5月11日，我們開始考慮在什么時間遞交，遞交給什么部門以及如何遞交的問題。真正促成我們立刻行動的，是新華社2003年5月13日發布的一則消息。5月13日，各大網站幾乎都轉載了新華社發布的消息：孫志剛一案已取得突破性進展，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公安機關緝捕歸案。這則消息同時還披露了各級領導對此案的關注。

　　看到這個消息后，我們非常著急，因為很顯然，如果這個案子僅僅停留在個案的解決，如果收容遣送制度不能由此廢止，那么類似孫志剛那樣的悲劇就很有可能再次上演。當然，也許我們的擔心是多余的，也許國務院已經在打算廢止收容遣送制度，但我們并不確信，我們只是在盡自己的努力。

　　我們決定5月14日必須把建議書交出去。孫志剛個案已經沒有多少討論的空間了，我們急需把這個案件升級，一方面能找到新的討論點，另一方面是要把個案上升到制度層面，不僅是收容遣送制度，而且包括違憲審查制度。

　　5月14日那天，北京下起了大雨，我清楚記得把建議書發給滕彪的那一刻，我心中滿懷期望。下午，滕彪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去了傳真，電話確認對方已經收到，然后到郵局又寄了一份。遞交建議書只是我們工作的一個起點，我們打算用上兩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工作，但我們確信，兩年之內，這個制度一定能廢除。

　　6月18日下午七點，我正在天津收容遣送站和一個投奔到此的山東男孩聊天，后面墻上的電視里突然傳來新聞聯播播出收容遣送制度即將廢止的消息，我轉過頭看到電視里的畫面，一下子驚呆了！我沒想到會這么快，收容遣送被廢除，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我情不自禁在日記本上寫下幾個大字：我愛你，中國！

　　我們的行動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勵和支持。其實，我們做了什么？我們做得太少了，只是提交了一份建議而已。收容遣送制度廢止是千千萬萬公眾關注、呼吁，以及國家高層高度重視后才產生的結果。作為法律人，如果說有什么貢獻的話，那就是讓“違憲審查”這樣一個法律概念大眾化了。

　　收容遣送大事記

　　□1982年

　　國務院發布《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將乞討者和“其他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人”列為收容遣送對象。

　　□1992年

　　國家出臺《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收容對象被擴大到“三無人員”(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無穩定收入)。

　　□2003年

　　3月17日晚，被收容的大學生孫志剛，命喪廣州收容遣送站。

　　□2003年

　　5月14日，許志永等三位法學學者向全國人大提交違憲審查建議書，建議就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隨后，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等5位學者聯名上書，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啟動特別調查程序。

　　□2003年

　　6月20日，溫家寶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廢止收容遣送制度。《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隨后出臺，強化了這一制度的救濟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