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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此文版權屬《國際先驅導報》，任何媒體若需轉載，務必經該報許可。)

　　暴力事件在成熟的法制國家是家常便飯，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值得中國地方政府學習借鑒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林禾發自北京 2008年或許將成為中國警民沖突最嚴重的一年。

　　11月7日，深圳寶安區爆發大規模警民沖突。當天上午，寶安區石巖街道辦事處執行全市統一部署的打擊摩托車非法運營專項行動，駕駛摩托車的李國超逃跑躲避檢查，石巖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賴某用手中的對講機擲向李國超，李國超頭部被擊中后撞到路邊燈柱，送院后死亡。家屬及親友、同鄉將死者尸體抬到石巖交警中隊，燃放鞭炮。據法新社報道稱，“兩千余群眾圍觀，發生打砸交警中隊大樓、掀翻警車等狀況”。經深圳市和寶安區相關部門負責人現場處置，鬧事人員和圍觀群眾于8日凌晨2時多散去。

　　法新社認為，“深圳市發生的最新襲警事件是中國社會矛盾引發的最新沖突。”

　　警民沖突事件頻發

　　今年以來，境外媒體廣泛報道了中國發生的多起警民沖突事件。

　　7月1日，北京青年楊佳單刀闖上海閘北警局連殺六人，此事件震驚全國。更嚴重的是，其后接連數天，該市又發生了三起民眾持刀襲擊、威脅警察的案件。

　　7月19日，云南省孟連縣發生膠農沖突事件，40余名公安民警和10余名膠農在沖突中受傷，兩名膠農死亡。此外，還有廣西欽州、廣東惠州等嚴重的警民沖突。

　　10月9日，美聯社報道了發生在廣東三江鎮的警民沖突，“10月8日，該鎮數百名示威者與武警和警察發生沖突，多人被打和遭到拘留。示威者是當地村民，他們抗議當地政府非法出售堤壩附近的樹木。”

　　10月11日，在哈爾濱發生的“六名警察打死大學生”案更是演變為一場“羅生門”，該案發生后，網民評論達到百萬條，有關現場視頻的播放次數已超過數百萬次，在國內外均引起廣泛關注。

　　類似事件的密集發生，促使輿論界開始考問中國的警察形象。

　　香港《星島日報》就以楊佳案為典型案例進行分析。今年7月1日，北京青年楊佳持刀沖入上海一個公安分局大樓，殺死了6名沒有和他直接結怨的警員。《星島日報》報道稱，楊佳案在日前開庭時，庭外竟有過百人到場高呼口號稱楊佳是英雄好漢，“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如果民眾把一個殺警兇手看作英雄，那警察在民眾心中的地位在哪里去了？”

　　境外輿論在探討大陸警民沖突的根源時指出，大陸公安形象一直欠佳。近年中國政府已加強對警察的監管，防止他們濫用執法權及以權謀私，但不時還是會發生警民沖突事件；特別是近年貧富差距嚴重，經濟發展減緩，社會矛盾更為突出，警民沖突的發生率也較過去高了很多。

　　社會怨氣積聚點燃導火索

　　外媒認為，這些對中國穩定造成威脅之事件的發生，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和執法機關在處置一些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時，出于種種“考慮”，沒有秉公處置，引發民眾對公權力不信任，導致社會怨氣積聚，某些突發事件成為“導火索”，最終引發沖突。

　　長期研究群體性事件的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于建榕認為，縱觀這些群體性事件，在表現形式和深層原因上有其共同特點，“第一、群眾利益長期受損，多年矛盾積蓄難解。第二、處置方式不當，作風粗暴，濫用警力。第三、信息不公開，導致政府公信力缺失，矛盾激化。”

　　以非暴力手段平息群體性事件

　　那么，應該如何解決警民沖突以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一是地方政府要提高處理各種群體性事件的能力，不能按傳統的堵、壓、瞞方式來對待，要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真相，查找事件根源，處理事件當事人，讓真相走在流言前頭。二是要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暴力事件在成熟的法制國家是家常便飯，但多數都能以平常心對待，以非暴力手段平息，值得中國地方政府學習借鑒。”

　　中國公安部部長孟建柱也在最新一期的《求是》雜志上發表文章，他在文章中督促公安干警要避免引發騷亂及抗議等事件，在工作中處理群體性事件，“必須講究政策、講究策略、講究方法，堅持三個慎用(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堅決防止因用警不當、定位不準、處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堅決防止發生流血傷亡事件。”

　　建立有效的申訴體制

　　11月7日至8日發生在深圳的群體性事件，雖然已經安全落幕，不過夏學鑾教授認為，除非中國建立起有效的申訴體制，不然未來可能還會出現此類事件。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和公共事件的多發期。近年來，一些地方因群眾訴求渠道不暢、公共事件處置失當，以致激化矛盾，釀成群體性事件的案例時有發生。

　　《星島日報》分析指出，“隨著內地資訊愈趨發達，人民擁有更多知識，知道官員貪污問題嚴重，增加對官員問責的意識，近年對他們的專橫態度開始反彈，平時放在心里不作聲，當有同類事情發生時，便會激起群眾對權力部門的不滿情緒。”

　　對此，新華社11月9日播發的“新華時評”一針見血地指出：應對群眾訴求乃至公共事件，地方黨委、政府需要新思維，要敢于正視問題、直面民意，理性對待、積極回應各類社會群體利益訴求的表達，努力緩和對立情緒、消解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暢通的利益訴求渠道、有效的談判協商機制，在平等、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利益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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