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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否愿意，安徽鳳陽小崗村都已經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農村敘事的一個邏輯起點。也因此，江淮大地上這個并不起眼的村莊，每每站在時代的節點上，成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標本。只是，一旦成為“標本”，不免在豐富多采的社會現實乃至紛繁復雜的利益格局中發生變化，淪落為一個光鮮的“形象工程”。

　　當社會上都在盛贊小崗村土地流轉的成功經驗之時，有媒體報道了這個村在農村改革試驗中出現的新困惑。這些困惑，一言以蔽之，就是出現了搞“形象工程”的現象。小崗村搞蘑菇大棚、葡萄種植大戶、養殖基地，原本是為了集中閑散土地，實施規模經營，然而，在運轉過程中卻出現套取國家補貼、扶植典型罔顧其他、買斷土地使用權的不良情形。(《21世紀經濟報道》10月22日)

　　2006年以來，小崗村大面積推廣蘑菇大棚，“地是村里拿錢出租的，地給承包戶不用錢，然后每個棚還有補貼。而建大棚等錢不夠的話，可以有貼息貸款，等賣了蘑菇再還貸款。”就像報道所說，這本來是一個不錯的經營方式，然而不錯的方式并不能必然導致不錯的結果。面對不確定的市場，承包人的“理性選擇”居然是采取“多報少種”的方式，來套取國家補貼！

　　我深深理解小崗村再次創業的艱難。與1978年偷偷搞起土地大包干相比，在經濟越來越一體化、市場化程度日深的今天，農村改革試驗無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難題。要想摸索一條農村改革發展的新路，僅僅憑一往無前的勇氣，怕是不夠的。而企圖通過強有力的政府扶持、財政傾斜、典型引路，硬是創造出一個弄潮的小崗村，怕也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并不符合中央推動農村改革的精神。

　　一個小小的蘑菇大棚，牽扯的不僅僅是農民家庭產業規模化不夠、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問題。蘑菇大棚立起來，自然就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個單元，當然要面臨市場風雨的沖擊。我們一些心地善良的學者，總是不合適地強調如此集聚的好處，卻避而不談其間蘊藏的風險，以為只要把農民推進市場，似乎就能夠折騰出新的經濟增長了。這樣的土地規模化經營，顯然有些過于急躁。

　　須知，小農“低效”的同時，也天然隱含著“穩定”的含義，這是我們討論農村問題的基本背景。我們的政策設計者在鼓勵農民發展規模經營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到農民抵御風險能力較低這個因素。一廂情愿的事情，即便做了也是白費力氣、窮折騰。我如此表述，并不是主張要繼續維持中國農村“小國寡民”的低水平、超穩定狀態，而是說，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為了塑造典型而塑造典型。

　　中國農民的問題是世紀難題，我一向認為，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徹底破解辦法。上個世紀中葉，全國農村努力實踐的“大寨模式”，到后來不也證明了其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嗎？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我們應該鼓勵各種模式的積極探索，尤其是要鼓勵農民自發的經濟探索。地方官員不要總是代替農民思考，只有農民才最了解農民。只要有助于農業發展、農村繁榮、農民增收的嘗試，都值得肯定。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希望，再也不要搞什么農村改革發展的典型了，中國農村再也經不起大折騰了。《農民日報》總編輯張廣友日前撰文披露，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小崗在村口造了個牌樓，請萬里題個字。萬里堅決拒絕。他說：“不，不題！我不贊成搞形式主義，擺花架子，修墳、修廟之舉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實實地搞好生產。”現在值此農村改革關鍵時期，重溫萬里的話語，當別有會心。(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