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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變化之大，舉世矚目。如何借鑒30年成功的經驗，牢牢把握改革和發展的主動權，這是紀念改革開放30年，需要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其中，改革的“變”與“不變”最值得研究。

　　小平同志曾多次用“變”與“不變”指明改革的本質和前途，比如，他在1980年指出,在黨和國家的工作“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形勢下，堅持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再比如，他在1984年分析改革形勢時說，“最大的不變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此外，他還預言：這個“變”與“不變”的問題，“是人們議論紛紛的問題”，是“到下世紀還要議論”的問題。

　　這一系列寓意深刻的論述，從思想方法、政治原則以及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教育了全黨。今天看來，這是對改革開放的一個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政治判斷和戰略闡釋。這個問題的提出，為推動改革開放健康發展注入了辯證思維，也為我們科學地回顧總結近30年的實踐經驗提供了一條重要思路。從近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我們可以找到“變”與“不變”的四種基本特征。

　　首先，改革尊重歷史。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創新與繼承的統一。尊重前人、尊重歷史，是改革得以凝聚人心不可缺少的政治因素。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看待前人，使中國改革獲得正確的政治起點，才能最大限度地匯集起改革所需要的政治資源和社會條件。

　　其次，改革恪守了黨的宗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有兩個響亮的口號：按經濟規律辦事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隨著改革的深入，多元化的經濟結構，不可避免地使中國社會產生不同的階層和利益群體。在這種情況下，考量改革為了什么的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改革的一大政治優勢，就在于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和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體，使國家的宏觀決策能夠擺脫利益集團的掣肘。例如，是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是走私有化的道路；發展是只追求經濟指標還是考量全面的社會指標；是聽任貧富差距擴大還是縮小貧富差距；是完善社會保障還是縮小社會保障……這一系列曾經存在爭論的問題，由于黨的不可動搖的宗旨，能夠排除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因此，中國的改革在市場化的行進中，基本的政策導向始終是著眼于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改革在尋求保持社會活力的同時，越來越展現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特質。

　　第三，改革堅持在基本制度框架內運行。我們黨一直明確宣布，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在短時期內不可避免地引發的問題。當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以利益沖突和利益訴求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強有力的社會調節工作，表現在既給予新的社會階層和新事物以合理存在的空間，又堅決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維護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連續性，保持黨和政府的權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進一步闡明了中國改革現階段矛盾的非對抗性和可調節性。因此，改革開放越深入，越堅持鞏固而不是削弱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改革能夠有序、穩步推進的根本保證。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改革絕不允許也不會衍生出同社會基本制度相對抗的力量。

　　第四，改革成果不斷地融入新的社會規范。改革開放中的“變”與“不變”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思想文化，在為“變”提供保證的同時，也不斷地從“變”中吸收營養。這就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在新的實踐中產生了“嫁接”效應。例如，以推進黨內民主和完善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的干部政策來加強黨的建設，使堅持黨的領導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又在意識形態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不是削弱而是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性；把依法治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落實到修訂和制定同社會進步相適應的包括經濟法、物權法在內的一系列法律法規，進一步增強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權威，等等。改革開放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設的促進，反過來又更有力地起到了保護和推動改革開放的作用。

　　不必諱言，中國在改革開放所引起的深刻變動中，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負面現象。例如，干部隊伍腐敗案件頻發，刑事犯罪增多以及社會風氣問題等。對這一類的“變”，人民群眾意見很大，是今后較長時期內不可掉以輕心的事。在社會大變革過程中，任何國家經濟的創新和發展都不是一列獨行的列車。西方發達國家用幾百年時間，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資本主義政治和文化體系。我們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完善的社會主義政治和文化，雖然可以借鑒一些東西，主要的還得靠自己的實踐探索。這種探索是構成“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的一部分。

　　因此，在新的起點上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方針。既要繼續革除妨礙經濟發展的弊端，又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不失時機地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文化創新。通過營造富有活力、更加有效的社會機制，確保中國改革順利到達彼岸。 （劉嘉恩 劉可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