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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30年之際，中國的改革再一次從農村發力。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基本建立。輿論普遍認為，隨著一項項極有含金量的措施的陸續出臺，中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步伐將不斷加快。

　　30年前，發軔于農村的土地改革掀起了中國改革的篇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為土地政策松綁，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在根本上解放了生產力，使農村得到了發展。以數字為證：30年來，我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加到4140多元，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79萬。這些數字真切地反映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成果。

　　但是30年后的今天，隨著國內市場經濟的漸趨成熟，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以及農村城鎮化，農村面臨著“空心化”的危機。一切表明，家庭聯產承包制可以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但卻提供不了農村發展的后續動力。今年8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城鄉居民收入比例達到3.33:1，東西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日漸加大的事實提醒我們：農民雖然是改革開放的“絕對”受益者，但和城市的生活水平相比，他們的“相對”受益卻很小。究其原因，乃在于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使得很多地方在發展過程中并沒有把城鄉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而農民受土地的束縛，也很難真正流動起來。

　　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較慢，難以享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同時農村的落后最終也會拖累城市，使城市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發展也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最終必然會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如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藩籬，十七屆三中全會給出了根本對策：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范圍，發展農村公共事業，使廣大農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無可否認，在過去的幾年里，政府相繼廢止了農業稅，免除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擴大農民參加醫療保險覆蓋面,使農民得到較多實惠。然而，在統籌城鄉公共資源的分配上，在國民待遇的享受上，城鄉戶籍的區別對待依然很明顯。很顯然的例子，城市居民可以自由流轉自己的房產，可農民卻不可支配自己的土地。更不消說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上，農民都不可與城市居民同日而語。

　　這一方面與政府的投入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土地的不可流轉有關。受土地的束縛，農民雖然可以自由流動到城市做農民工，但卻享受不了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因為他的一切保障都蘊含在自己的土地上，可是這片土地卻并不能帶給他相應的權益與保障。

　　所以說，土地改革就是打破城鄉的二元分治，讓農民的土地自由流轉起來，把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相應的就是讓農村由單獨的土地保障轉變為系統的體制保障，這種體制就是城鄉一體化的統籌發展體制，是落實城鄉居民同等國民待遇的體制。(李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