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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農村改革再出發。剛剛閉幕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農村改革發展作出新的戰略部署。新華社評論員文章認為，這必將推動農村改革發展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譜寫新的篇章。

　　再出發之際，95歲的資深農村問題專家、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杜潤生先生的憂慮，時時縈繞在耳畔。據此前《南方人物周刊》報道，杜老90歲之后念念不忘幾件事——第一個是怎樣組織好農村人口的轉移；第二個是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0月10日，杜老獲得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農村)終身成就獎，他在發表獲獎感言時再次言稱：“我們黨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農民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官員、學者、記者、文藝工作者等，都在為農民說話，但相比8億農民這個群體之龐大，替農民說話的人還是少了點，尤其是這些話是否都能說得準、說得對、說到老百姓心坎上又另當別論。

　　城鄉二元格局是城鄉之間的深溝隔膜：媒體直接針對農村的新聞產品與節目少得可憐；城市屢屢畫個圈子將農村土地“規劃”到開發商的手里，而動輒幾十億元的高架橋與農村修不起幾萬塊錢的鄉村路之間形成強烈反差；教育醫療資源配置以城市為中心，人口比例與經費投入似乎構成反比；從農村運到城市的米和菜保持著較低價格，但從城市運到農村的生產資料價格卻持續攀升……總而言之，農民的話語權與利益博弈能力，是極其匱乏的。

　　在這種隔膜下，生活在城市里的精英即便拿出悲天憫農的情懷，卻常常顯得力不從心。我也出自農家，并在西北農村有過支教經歷，深知這種隔膜“裝”是裝不出來的——原本不多的“農村片”，有多少編劇除了一句又一句地用“俺”，再加上幾個愛貪小便宜的狡黠笑料，再也找不到農村片的符號來？有多少掌握話語權的所謂精英，除了跟著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便再也說不出一句如何去改變農民窮苦命運的實質性建議？又有多少偽“農村問題專家”是根本就不到農村去的？

　　前兩天看電視上有法律專家說，當前農村法律服務很匱乏，尤其是針對鄰里吵架、宅基地糾紛之類的法律服務——不由得悲哀，這種停留在二三十年前對中國農村的認知，是不少法律專家對所謂農村法律需求的書齋想象？早有實證調查研究發現，絕大多數農村法律援助案件是因交通肇事、產品責任等引發的侵權訴訟，而不是什么妯娌吵架！精英們的刻板認識，顯然需要以新的農村調查來修正。

　　表面看來，除了有人代言，農民可以通過自己提意見、信訪等解決話語權問題。奧運期間，筆者曾在東北農村休假，看到一個經典案例。當地一個村借林權改革，擅自將數十畝屬于村集體所有的山林以6400元之低的價格賣給了一個城里老板，干部挨家挨戶給每個農民分15元。村民懷疑干部搞私下交易出賣大家利益，一個個肺都氣炸了卻又無能為力——需要有人挑頭維權，而挑頭的人會得罪村干部，被穿小鞋卻爭不回來多少權益。投訴無門，鎮里、縣里去過幾次，這種“小事情”難入官老爺法眼。折騰了兩個月，不滿情緒仍然積壓在村子里。據新聞報道，這類事情在各地并不鮮見，以至最終釀成惡性事件。

　　可見，農民話語權的獲取和表達是很有問題的，城市精英的代言與鄉村百姓的需求往往很難對接。也難怪有人憂慮：宅基地流轉會不會被地方官搞成“房子騙土地”的政績工程？“農民自愿進行”的“自愿”二字會不會成為一個幌子？

　　要解決這些后顧之憂，正是有賴于“農民代言人”的完善：一是倡導更多人為“三農”說話；二是倡導精英們踏實研究調查，能夠說對話；三是政府積極拓寬利益表達渠道，讓農民能說上話；四是加強農民組織的扶持，讓大家抱團說話。中國8億農民，我們不能過于理想地奢望每一個農民都能在政府決策的大會上高聲說話，但我們必須致力于構建一個上下互通的利益表達渠道，形成自說、他說、大家說這樣一個最充分的話語空間。釋放農民話語權，其實就是在解放農業生產力。(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