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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賣手印”能賺錢,安徽省小崗村村民嚴金昌的手印比很多干部的都值錢。

　　30年前,嚴金昌在曾經推動了中國農村重大變革的“分田到戶”的秘密協議上摁下手印,那份協議現在成了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

　　兩年前,嚴金昌摁了另一份“手印”。

　　他和十幾戶農民一起,以每畝500元的價格把自家的兩畝土地出租給一家上海養殖公司,發展規模養殖,年終參與分紅。

　　或許要過些年頭,才能顯出嚴金昌這個“手印”有多值錢。但是兩個手印之間近30年的時空穿梭,本身已足以在中國史冊上金光閃閃。

　　對于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來說,當年小崗村民摁手印時的那種石破天驚,已經難再復制。因為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前后的年頭,向著土地的求索和突破,正在中國各地進行著,一個個“手印”的背后,是向著改革破勢深入的思考的頭顱。

　　比起思想線路的風云變幻之爭、國企改革的巨額資產流轉悲喜劇,農村一畝三分田上的規劃格取,往往顯得枯燥無味,但是不直面大地的緘默,便無法聽到大地的轟鳴。

　　展開一張“中國新土改地圖”,我們仿佛在大地上看到兩個溝壑分明的大字———改革。

　　后來,小崗村又發生了什么

　　和嚴金昌一樣把土地租出去的農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則接受了這家上海公司的反聘,成為企業員工,每人每月領取600元左右的工資。

　　今年65歲的嚴金昌也接受了公司聘用。不僅如此,因為養殖經驗豐富、具有一定號召力,他還被提升為這個占地200多畝的現代養殖場的管理者。

　　“年薪、土地租金,再加上年終分紅,這可比一年到頭種地劃算得多。糧食種得再好,一年的收成也不會超過1000元。”這位30年前領頭實行分田到戶、自主生產的老農現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轉、發展合作經濟的積極倡導者。

　　他說,小崗村耕地面積大約2000畝,其中60%目前出租流轉被集中起來用于發展蘑菇、花卉、葡萄規模種植及家禽養殖等。

　　這種集中利用土地、實現規模經營的新型合作經濟給當地農民帶來了實惠。2007年,小崗村人均收入已達6000元,而當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4140元。

　　故事背景板又放在小崗村,并不是因為“改革的習慣”這一浪漫原因。和當年一樣,一切關于土地的改革,都來自關于土地的窘迫。

　　度過當年“小崗改革”帶來的農業黃金期后,隨著上世紀90年代城市化的發展,小崗村也面臨著農村勞動力、土地、財政資金大量流入城市的問題,加上農村各種稅費、提留統籌等負擔加重,農村發展進入“低迷期”。

　　“最近幾年,農資價格不斷上漲,咱農民更加看清了一家一戶的小生產不能致富,”嚴金昌說,“發展規模經營、實現產業聯合是大勢所趨。”

　　安徽省三農問題專家何開蔭說,隨著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農村成片土地拋荒、閑置,水利等農田基礎設施年久失修,這些因素也推動了土地的合理流動。

　　爭議再度“找到”了小崗村。

　　有人說,認為將土地重新集中,是倒退到了計劃經濟模式。

　　對此,村委會主任關友江說,村民們由當年打破集體模式“單干”到重新組織起來,不是開歷史倒車,而是“分田到戶”模式的延伸。和30年前一樣,今天的改革同樣是為了摸索致富之路。

　　“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強制行政手段完全不同,小崗村今天的改革是建立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尊重農民的自主權。而且,村集體沒有收回土地的承包權,租借合同一旦期滿,土地仍將歸還每家每戶,土地權益最終還是農民的。”年逾花甲、曾經也是“分田到戶”帶頭人之一的關友江說。

　　“發展農村經濟有很多路可走。小崗村還在摸索,希望找到一條最適合自己的道路。”小崗人說。

　　山東寧陽,福建三明……記不住這些名字,請記住土改新探索

　　同樣的探索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著,這些探索長著各種各樣的臉孔,甚至順延著各種各樣的理論路徑,但是有一個相似的關鍵詞:土地流轉。

　　在山東省寧陽縣,這個并不特別出名的地方,人們探索著建立起“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轉路子和“底金+分紅+勞務收入”的土地流轉分配方式。

　　具體來說,就是農戶以土地經營權為股份共同組建合作社,按照民主原則對土地統一管理,不再由農民分散經營,而是掛靠龍頭企業進行生產經營。當然最關鍵的還是錢怎么分,合作社按土地保底和按效益分紅,年度分配時,首先支付社員土地保底收益每股(畝)700元,留足公積公益金、風險金,然后再按股進行二次分紅。

　　具體到農民田修屯身上,這些繞口令般的規則變得鮮活起來。

　　田修屯說:“俺一家有五畝承包地,土地流轉前主要種植小麥和玉米,由于種植糧食季節性強,拴人拴得很死,三個勞力都用在伺候種糧上。算下來,五畝地每年純收入也不過2400多元,刨去婚喪嫁娶、人情往來,日子過得非常緊巴。”鄭龍村有機蔬菜合作社成立后,田修屯將四畝承包地作股份加入,僅底金收入、分紅和他在本村打工取得的純收入就有8300元。此外,通過土地流轉,田修屯的兒子、兒媳兩個勞力從土地上解放出去,到青島打工。去年,兩個人打工的勞務收入在6萬元以上。

　　而在溫州,人們在土地改革上,似乎看到溫州人造皮鞋和“炒房團”那樣的智慧。

　　“有地不種,想種沒地”的問題同樣困擾著作為市場經濟活躍地區的溫州。溫州農戶把承包田有償轉包給大戶集中經營,模式包括招投標式轉包、“中轉站式轉包”和“中介機構合同轉包”等三種。作為溫州土地流轉的主要模式,目前種糧大戶轉包模式承擔著全市40%以上的早稻生產任務。

　　而在福建三明市,針對農戶因缺乏可供擔保財產導致融資難問題,該地農村信用社從2006年起探索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業務,目前全市農信社累計已發放該類貸款318萬余元。

　　在甘肅,該省首個土地股份合作社———甘肅省慶陽市寧縣民生農民專業合作社近期正式在工商部門登記成立。

　　而首都北京的動作更引人注目。

　　上月,從北京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傳出,北京擬借鑒天津的“宅基地換房”模式,推行集體土地流轉試點工作。北京市副市長趙鳳桐表示,北京目前正在進行對農村宅基地、集體土地流轉的政策研究。

　　而借鑒天津的“宅基地換房”的做法,結合北京實際情況,在城鄉接合部地區進行探索的舉措,正是由市委書記劉淇、市長郭金龍批示的。

　　山東寧陽,福建三明……這些名字現在遠不如小崗村般響亮,未來也未必響亮。但是在鮮亮的“改革劇場”之外,這樣的“無名市”、“無名縣”都在進行著踏實的探索。而每個將改革向前推進的努力,都應得到尊重。

　　同樣,在鮮亮的“改革劇場”外,除了漂亮的數字和經驗,也有黯淡者。比如不少地區的土地改革遭遇叫停,甚至遭受處分。而全國政協常委、農業部官員錢克明此前說,成渝城鄉統籌綜改區進行的試點,尤其是備受關注的土地流轉政策探索,由于尚無成功經驗,將難以在三中全會后作為范例在全國推廣。

　　但無論鮮亮抑或黯淡,每個探索都是踩在中國土地上的深重腳印,改革開放30年后再出發,我們必須善于在這些看似凌亂的腳印中,找出一條通往未來的可行之路。(楊智昌胡念飛鐘欣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