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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安徽小崗村18位村民冒險在一份承包責任制的文書上按下手印，當年，他們便喜獲豐收，此舉也開啟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新時代。然而，豐收之后怎樣？媒體報道，滿身光環的小崗村發展了26年，還只有一條泥土路通往外界，自來水還沒入戶，村委會負債運行，當時人均年收入剛剛超過兩千元，唯一的資本——名氣，如“小崗”、“大包干”也被人搶注了商標。村民講，“一年超越溫飽線，二十年沒過富裕坎。”(央視國際10月7日)

　　可見，農民僅僅有豐收是遠遠不夠的，即便傳奇如小崗村者也不例外。“稻黃豆熟、瓜果飄香”的景象當然讓人心中歡喜，自從人類開始稼穡以來，面對著滾滾的稻浪，那心中的喜悅，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記憶。如今已經不再是幾千年來的那個農業社會了。莊稼地里的出產，也不再是中國農民最為主要的滿足條件。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市場經濟無所不在，不僅僅是城市，就連偏遠的農村，也無不被交易的風潮席卷。“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涂抹了幾千年的田園圖畫，不再能以它的寧靜、祥和乃至平淡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了。

　　而今的農村，一樣是市場交易的主體，其訴求也不僅僅是豐衣足食、自給自足了。這里的出產要輸送出去，按照市場的通例進行交易，交易所得則用來換取這里需要的再生產資料以及醫療教育等等大宗支出。僅僅一個“豐收景象”并不足以讓人產生喜悅。時代變遷，30年前我們所著力打破的社會生活禁錮，一旦打破了，新的困難自然會倏忽而至。當代農民固然無餓凍之虞，然更多的焦慮對這一群落的折磨，一點也不亞于無衣無食的艱難。

　　羅列一下，這些焦慮，大體上體現在貨幣收入的增長緩慢甚至減少，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微薄，以及維護個體及群體權利的艱難。

　　經過30年的滄桑變化，最初推動農村發展的那一點政策優勢已經喪失殆盡。一些地方，農民收入長期停滯，甚至還出現負增長的趨勢。自1996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在取得比上年增長9%的增幅后，便進入了急轉直下的階段；199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比上年增長4.6%，增速比上年下降了4.4個百分點；1999年增速又回落到3.8%；2000年增速進一步降至1.9%；至2001年農民收長才緩步增長到4%。由于缺少國家的扶持，進入市場的農民、農業、農村一路跌跌撞撞，到現在，在城市化的大潮之下，打工收入正在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然而，缺乏技術技能的農民只能從事最低等的苦力，其以健康乃至生命換取的貨幣能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狀態，實在難說。

　　國家很大，底子很薄，往往就忽略了農村和農民。盡管30年來中國農民的醫療教育條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一個顯見的事實是，農村的醫療教育水平與城市原本就存在的距離越拉越大，這種距離長期作用于農民，使其改變自己命運的可能越來越渺茫。

　　維護個體或者群體權利的艱難，從一次次群眾集體抗議的事件中可以窺見一些端倪。比如貴州的甕安事件，云南孟連膠農事件，四川的漢源事件等等，這些集體性的抗議受到更高一級領導的重視，但農民維權之難、維權成本之高，顯而易見。更多的農民其實是處于沒有發出聲音的狀態。

　　直到現在，我們的很多基層政府，還是以“牧”民而非引導、服務農民的狀態在運轉著。即便是國家層面的一些惠農資金，基層政府也敢動用，用以建造漂亮的辦公大樓，購買高檔的小汽車，或者修建一些所謂的形象工程。

　　遙想30年前，小崗村開始承包到戶的時候，中國農民迎來歷史上罕見的高增長時期，那應該是最美好的一段記憶了。好景如何延續？我想，不是僅僅一個小崗村能夠解釋得了的。(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