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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長治市近日印制、發放96萬張特殊的“名片”，名片上印有市委書記和市長的電話。群眾如發現身邊、單位周圍存在影響全市安全生產和社會穩定的問題及隱患，可直接撥打電話舉報反映，也可編發短信發送。(《北京青年報》10月5日)

　　這事兒并不新鮮。先前是有昆明市委書記仇和、市長張祖林公布工作電話；接著是江西省公布省長吳新雄、副省長史文清和南昌市市長胡憲公布手機號碼，接受群眾對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意見、建議及違規舉報；這回又是長治市領導印制、發放96萬張特殊“名片”。

　　現代社會是注重分工的，行政系統的權力也是分層級的，要是遇到什么事兒，都“直接”找一地行政主官的話，還要所屬各級職能部門做什么？作為一地行政主官，理應是大處著眼、統攝全局，而非無分巨細、事必躬親。具體事務，理應是交由分工職能部門，各司其職。長治發放96萬張特殊“名片”，可行政主官卻只有一兩個，忙得過來嗎？權、責、利應當是對應的，如果事事都要市長負責，納稅人所供養的龐大而昂貴的官僚機構，又做什么用？

　　這倒不禁讓人想起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諾·帕金森教授所著的《官場病——帕金森定律》。“帕金森定律”得自其長期調查研究，對于機構人員膨脹的原因及后果的經典闡述是：“一個不稱職的官員，可能有三條出路：第一是申請退職，把位子讓給能干的人；第二是讓一位能干的人來協助自己；第三是聘用兩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當助手。……這第一條路是萬萬走不得的，因為那樣會喪失許多權力；第二條路也不能走，因為那個能干的人會成為對手；看來只有第三條路最適宜。于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他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力構成威脅。兩個助手既然無能，就上行下效，再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以此類推，就形成了一個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領導體系。”各地行政主官的要靠次第公布電話，以解決問題，不正是一個個鮮活的側證嗎？事實上，諸如一名縣長配備六名副縣長再外加15個縣長助理這樣的案例(《經濟參考報》2007年8月11日),早已不是新聞。

　　所以，當兩鬢斑白的老大爺為能直接向市長反映情況而感激涕零時，我只感覺出悲哀和隱憂。政府迫切需要推進機構和人事改革、精兵簡政，把行政主官從疲于奔命、越級攬事中解救出來，以令各歸各位、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如不然，任由各地行政主官紛紛以公布電話冀望解決問題的現象蔓延下去的話，單純從邏輯上講，只怕哪一天，我們的溫家寶總理，也將不得不公布手機號碼了！(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