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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胡小燕，卻不能自認為“一個普通的打工妹”。胡小燕可以通過媒體等渠道公開她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履職內容，也可以拿出一些固定的時段，來傾聽民意。這樣也可化解因關機所導致的民意誤解或民意疏離。

　　作為全國首位農民工人大代表，廣東打工妹胡小燕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每天上千個求助電話，最多的一天郵箱里有2088封郵件，為保證睡眠而關機又招致罵聲一片。近日，胡小燕透過媒體回應農民工的質疑，“我不是農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個普通的打工妹！”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廣東正采取多項措施，為人大代表創造更好的履職環境。(《廣州日報》9月11日)

　　這真是一個讓人五味雜陳的新聞。從“每天上千個求助電話”打給一個“農民工人大代表”出發，我們可以提出諸多追問：為什么胡小燕會被一些農民工認為是“救世主”？為什么都是求助電話而不是向人大代表提立法建議？信任胡小燕的農民工為什么不給當地的代表打電話求助？8小時內要上班8小時外要休息，新添了手機的胡代表怎樣聽取農民工心聲，并向她所代表的階層詳細解釋她的政見和履職內容……

　　一個普通人大代表的確無法成為所有農民工的“救世主”，但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胡小燕，卻不能自認為“一個普通的打工妹”。人大代表是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是人民代表大會的主體，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管理國家事務。《代表法》第3條規定：“代表應當與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若人大代表胡小燕將自己混同為一個“普通的打工妹”，而選擇關機來逃避農民工的求助電話，又如何做到法律所規定“聽取和反映”民意？

　　胡小燕還表示，她經常為無力解決農民工向她求助的具體問題而深感自責。媒體解釋說，她委屈的話語，更說明了“她的無奈、她的無力”。在我看來，雖然自責或內疚與否對于一個人大代表的履職來說，并非關鍵之所在，但對民生的疾苦能有自責與內疚之心，表明這位代表對農民工群體還有著一份痛徹入心的牽掛和期待。

　　毫無疑問，面對每天上千個求助電話，十個胡小燕也應付不過來。但胡小燕可以通過媒體等渠道公開她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履職內容，比如擬向全國人大提出一份什么樣的修法建議來保障農民工權益，從而讓農民工朋友了解并理解人大代表的主要工作，達到疏導一部分來電的目的。在專職化和配備助手等目前還難以實現的情況下，胡小燕也可以拿出一些固定的時段(比如每天下班后的一個小時或每個周六抽出8個小時)，來傾聽民意。這樣也可化解因關機所導致的民意誤解或民意疏離。

　　報上說胡小燕有了新手機號，這也許并非是一個好的信號。媒體也在努力制造輿論為胡小燕減壓，問題是“人大代表”的身份恰恰要求她承擔起民意傳遞者的任務。也許我們更應時時提醒胡小燕的是，從成為全國人大代表那一刻起，你已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打工妹。

　　□王琳(海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