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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甕安黑惡勢力在地方資源開發過程中的某種“崛起”，特別值得中西部地區警惕

　　6月29日始，貴州省公安廳從全省抽調280余名偵查專家、骨干組成專案組，以強大陣容開展專案偵查、緝捕逃犯、深挖幕后、打黑除惡等工作。截至目前，公安機關已抓獲“6·28”事件涉案人員360余人，其中黑惡勢力成員160多人。

　　專案組的調查顯示，甕安部分幫派成員參與打、砸、搶、燒行為，甚至有組織地運送汽油、兇器等到現場，對事態升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有足夠證據說明，黑惡勢力是這場群體事件的組織者和策劃者。

　　從當地干部群眾的反映看，當地治安混亂，重大惡性案件高發，黃賭毒問題嚴重，群眾嚴重缺乏安全感，黑幫橫行，確是不容回避的事實。更值得探討的是，甕安黑幫橫行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6·28”事件后，甕安最大的黑惡勢力團伙“玉山幫”所有頭目和骨干成員全部落網，組織體系被徹底摧毀。一朝覆滅的“玉山幫”，其20年“發展壯大”的歷程值得中西部農村治理借鑒。

　　借開礦“暴發”

　　據貴州省公安廳打黑辦民警介紹，“玉山幫”成立于1988年。

　　按當地習俗，家有紅白喜事都愿聚攏一幫人造聲勢。為此，1988年，玉山鎮農民韓波、盧寶霖等人聚合20余人成立了“兄弟會”，經過10年時間，到1998年，成員也僅40人左右。1999年，兄弟會舉行了隆重的結拜禮和入幫儀式，吸收了長期在外詐騙錢財的玉山鎮李發之、郭旭明、余興祥等人，推選出以李發之為首的10個“大哥”級頭目，其他數十人互稱兄弟。因入會成員以玉山鎮人為主，就改稱“玉山幫”。

　　2002年初，“玉山幫”主要頭目李發之、郭明旭、余興祥等人因詐騙案在甘肅落網，韓波、盧寶霖等人成為實際“領導”。

　　起初，“玉山幫”成員主要靠詐騙、搶劫、賭博、地下高利貸、在娛樂場所當“打手”、暴力壟斷客運市場、開“黑餐館”等手段非法斂財，但規模仍較有限。

　　2004年，由玉山鎮政府主導的一輪礦產資源搶采鬧劇，為“玉山幫”壯大培植了“黑色土壤”。

　　剛被免職的玉山鎮原黨委書記胡德模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甕安縣部分地區屬于構皮灘電站庫區淹沒區，當地礦產資源豐富。為能在2009年泄洪前搶采資源，黔南州國土資源局和移民開發局曾在2002年發布“對庫區礦產資源實行搶救性開采的通知”，提出要加快對轄區磷礦、硫鐵礦、鉛鋅礦等資源的開采。

　　玉山鎮黨委、政府“如獲至寶”，大開招商引資和礦業開采之門，無須辦理證照，甚至無須開采手續，只要隨便掛靠在某個有證礦山之下，就可隨意開采。2004年底，僅一個玉山鎮就有20多處磷礦、硫鐵礦等礦山，不僅浙江、福建等外地老板前來淘金，當地農民和一些“有錢人”也紛紛投身資源開采。

　　在這輪混亂的資源搶采鬧劇中，韓波、盧寶霖等“玉山幫”頭目也嗅出了千載難逢的發展“商機”。他們一面靠吃請等手段拉攏鄉鎮領導干部，一面依靠暴力、恐嚇等手段，強行收購礦山，并逐漸壟斷礦石銷售和運輸市場，靠低買高賣等手段非法牟利。

　　伴隨資源價格暴漲，“玉山幫”迅速壯大積累了雄厚經濟實力，在當地聲名顯赫，幫派發展達6個層次，幫派成員數千人，滲透進甕安縣城和諸多鄉鎮。

　　“黑幫派”戴上了“紅帽子”

　　“玉山幫”從幾個無業青年結拜發起的小幫會，積累起“雄厚”經濟資本后，即看上“紅帽子”，幫派成員不斷爭取成為黨員，幫派頭目爭當村長、支書。

　　“玉山幫”頭目盧寶霖2003年6月27日被玉山鎮中火村黨支部發展為預備黨員。

　　“這并不是村里的主導思想，主要是鄉鎮領導極力推薦”，中火村支書簡敏云說。盧寶霖讀完高中后就很少回家，但他在外“做生意”，能找錢。鄉鎮領導經常到他開的紅燈籠餐館吃飯，對他印象很好，他和原鄉紀委書記劉漢發還結為“干親”，領導多次向村里提出這樣有能力的人應該發展為村支書。2002年初盧寶霖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簡敏云說，其他程序基本上就是走過場了。　　

　　“玉山幫”另一頭目韓波的父親王文郁也被鄉鎮領導任命為村支書。

　　勝土村支書、村長羅玉祿告訴本刊記者，2004年10月，鎮里突然讓前任支書在打印好的辭職書上簽字，任命當時已經67歲的王文郁擔任村支書。但王文郁為人比較霸道，并不為村民所擁護和信任。

　　“6·28”事件后，韓波被公安機關抓獲，王文郁向村委會遞交了辭呈。談到自己為何擔任村支書，王文郁說，這多半是因為韓波和鄉鎮領導關系很好，“當時楊書記(時任玉山鎮黨委書記楊俊松)拍著我的肩膀說，你就算憑著私人感情幫我一把，也要當這個支書啊”。

　　除此之外，據專案組調查，“玉山幫”其他骨干成員陳健洪、穆志春、冉義明等也都先后入黨，一些黨政干部、企業職工、教師、學生等也陸續加入“玉山幫”。

　　治理真空滋生“毒瘤”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黑幫盛行使甕安形成“幫派文化”氛圍。除了成型的黑惡勢力，還存在大量的類黑或有向黑惡幫派團伙轉化趨勢的民間地下組織，諸如“姨媽會”、“殺豬協會”、“運輸協會”等形式的組織。這些組織最初是出于互幫互助建立起來的，但發展過程中被黑惡勢力利用或黑惡成員本身就以團體成員參與，在實現和維護團體利益的過程中手段逐漸出現了與黑惡幫派類似的性質。

　　如玉山鎮“殺豬協會”，沒有在民政部門登記，其成員采取威脅等手段，統一宰殺、收購、出售生豬，不準經營戶以低于“協會”定價出售豬肉，還不準政府建立生豬集中屠宰點，導致玉山鎮殺豬費用6至10倍于正常價格、豬肉價格比縣城還高出1至2元，老百姓對此怨聲載道。

　　群眾深受黑惡幫派和這些類黑組織危害，通過正當渠道無法保護自己合法權益，也“以黑制黑”，效仿成立自己的組織，在手段、行為上也向黑惡勢力性質發展，形成了“幫派文化”不斷蔓延的惡性循環。

　　黑惡勢力橫行，恰恰因一些基層政府治理功能弱化，黑惡勢力填補了社會管理的灰色地帶，替代了政府管理。受訪的多位當地干部說，“霸權”壓過“政權”，黑幫盛行放大了政府管理“暗疾”。

　　暗疾之一：社會治理的結構缺陷為黑惡勢力留下了生存空間。事實證明，黑惡勢力多存在于市場、礦山等資源較為集中，而地方管理脆弱無力的地方。在市場運轉的規則、礦山秩序的維持等諸多關鍵環節，政府“失語”，黑惡勢力填補了空白。記者調查發現，玉山鎮眾多礦主為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開礦空間，寧愿與強取豪奪的“玉山幫”達成協議吃“啞巴虧”，也不愿向政府投訴。而一些鄉鎮干部坐享財政收入和個人口袋“雙豐收”，對黑惡勢力視而不見，在一些鄉鎮，資源開發的秩序和規則實際由黑幫制定，而不是政府維護。

　　暗疾之二：畸形社會需求導致了犯罪市場的產生。長期從事打黑工作的貴州省公安廳打黑除惡辦公室民警毛明俊說，眾多黑惡組織發展正是填補了社會管理的“灰色地帶”和“地下經濟”，比如大街小巷遍布歌舞廳、洗浴中心、按摩中心、賭場、酒吧等，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的地下錢莊、高利貸組織等，這些社會邊緣產業多是黑惡勢力發展的最初土壤。對此，一些地方政法機關長期打擊，卻打擊不力，助長了黑惡勢力犯罪的囂張氣焰。

　　暗疾之三：干部任用和基層政權建設存在漏洞。一些黑惡勢力的“黑老大”頭戴“紅帽子”，也有的黑惡勢力出錢尋找“代言人”，表明干部制度存在漏洞。毛明俊說，先滲透經濟領域，再滲透政治領域，這是黑惡勢力發展的普遍規律。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團伙在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后，就會進一步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庇護。他們以黑斂財、以黑護商、以商養黑，或撈取政治資本尋求紅色保護，或拉攏腐蝕干部尋求黑后臺、保護傘，實現以官護黑；或染指地方基層政權，干涉操縱基層選舉，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玉山鎮一些黨政干部明目張膽地將黑幫頭目扶持為黨員、村支書，如不對這些黑惡勢力重拳打擊，任其發展，當地群眾將永無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