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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首次確定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一罪名。

　　1997年10月1日，經過全面修訂的新刑法，在這則補充規定的前提下，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作了修改，并將其納入新刑法的貪污賄賂罪一章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

　　隨著人們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了解，越來越多的貪污受賄案中出現了這一項罪名，而不明來源財產的數額也越來越龐大。

　　1993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其頒發的《關于認真查辦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犯罪案件的通知》中，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差額巨大”的標準確定為5萬元。4年后，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正式規劃到新刑法受賄貪污罪一章中后，立案標準提高到10萬元。199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的標準的規定(試行)》中，又將立案標準由10萬元提高到30萬元。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就像一個“筐”，貪官們想不起來、說不明白的，都可以往里裝。這句坊間的戲言，道出了久被詬病的法律漏洞：面對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元的巨額財產，當前一些腐敗分子不約而同地得了“健忘癥”，一句“記不清楚了”便統統打包，去接受“最多5年有期徒刑”的刑事制裁。

　　刑法第七次修改堵上了貪官們的這條“退路”：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和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額特別巨大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也就是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翻了一番。

　　“提高刑期深得人心。”一直關注刑法第七次修改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玉勝今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一方面能夠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另外也能起到一種震懾作用，對我們懲治貪污賄賂犯罪、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非常有好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曲新久更是認為，“這樣的修改反映了國家在今后對待腐敗問題的姿態”。

　　二十年未變

　　五年刑期難以“罰當其罪”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并不“年輕”，據專家介紹，這一刑罰至今已有20年歷史，它是伴隨新中國經濟發展而出現的。

　　1988年1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通過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首次出現。

　　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那一年，商品經濟大潮以不可阻擋的氣勢席卷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也是在那一年，腐敗現象開始得到高層的重視。那時，國家工作人員中已出現了個別的財產來源不明的“暴發戶”，一些人的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官方資料顯示，確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目的，就是要打擊新經濟形勢下，出現在國家公務人員身上的腐敗問題。

　　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吸收了這一罪名，明確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

　　韓玉勝說，平心而論，這條法律對懲治腐敗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讓一些腐敗分子現了“原形”。

　　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省部級官員胡長清，在收受、索取他人財物544.25萬元之外，對自己涉案的161.77萬元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被法院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

　　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昭耀從1990年至2005年非法收受賄賂704萬元，構成受賄罪，另有810余萬元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2008年8月25日，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書記謝明中因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海南省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謝明中不能說明合法來源的巨額財產包括人民幣五百余萬元、港幣一百八十余萬元、美元九萬余元……

　　隨著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不少人發現，不明來源財產的數額越來越龐大，從一開始的幾萬元、十幾萬元，逐漸躍升到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元。

　　據刑法專家介紹，1993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曾下發一個通知，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差額巨大”的標準確定為5萬元。1997年刑法修訂后，此罪的立案標準被提高到了10萬元。僅僅兩年之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又在《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的標準的規定(試行)》中，將立案標準由10萬元提高到30萬元。

　　立案標準在6年間提升了6倍，5年的量刑標準卻“我自巋然不動”。也就是從此時起，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開始在社會上、學界和司法界引起爭議。

　　占據主流的一種觀點是，對那些貪官來說，同樣一筆巨額財產，老實交代了就是“受賄”，罪可至“掉腦袋”，若“實在想不起來了”，就是“來源不明”，無論你的巨額財產和真實合法的財產之間的差額有多大，最多就是5年刑罰。

　　“如此一來，該罪名不僅愈來愈難發揮懲治腐敗行為的作用，而且有可能成為腐敗分子逃脫貪污、受賄罪處罰的‘救生圈’和‘護身符’。這與罪刑相當的原則越離越遠，這樣的規定顯然應該修訂。”許多刑法專家乃至官方人士越來越多地在公開場合，明示這一態度。

　　曲新久認為，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因地域、經濟等差異而產生額度相差懸殊但獲刑相同的現象普遍存在”。對比諸多案例可以發現，在經濟發達地區，不明來源的財產達數百萬元，可能就判個3年；在一些落后地區，幾十萬元的財產不明，也可能被判3年甚至更多。曲新久認為，根源就在于現行規定并未給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劃分量刑檔次。

　　2004年，全國人大代表丁海中在“兩會”期間發出呼吁，建議提高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量刑期。同時，將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劃分若干檔次，分檔量刑，數額特別巨大的可處以死刑。

　　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也建議，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處罰標準從現在的5年提高到無期徒刑。

　　據權威部門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曾提出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加重刑罰的建議。

　　“從總體上來說，我認為在目前我國刑罰的整體嚴厲程度不能降下來的情況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其他罪相比，確實存在量刑幅度分層不夠、刑罰偏輕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認為，立法機關正是出于反腐敗的考慮和對民意的回應，作出了修改刑法的決定。

　　2008年8月25日，20年未變的標準終于有了調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適時對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作出了說明：此次草案做了兩點重要修改，一是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從5年提高到10年；二是將一個量刑檔次修改為兩個量刑檔次。

　　“這樣修改，既加重了對這類犯罪的懲處，在量刑上又與貪污賄賂犯罪有所差別。”李適時說。

　　“很顯然，全國人大常委會提高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量刑幅度，為司法機關從重處罰提供了法律空間。”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