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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能夠較好地代表公眾利益的政府，對于“公眾參與”的歡迎和接受程度越高。極端而言，一個封建專制暴君統治下的政府，決不會討論如何鼓勵與支持公眾參與的問題。能夠解釋這一現象的理論涉及“信息不對稱”原理。

　　在規范研究領域，信息不對稱大致帶來兩種問題：即隱藏信息與隱藏行動，簡單說來就是“我知道的事情不讓你知道，我干的事情也不讓你知道。”按照信息經濟學的概念，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源自外部的約束不可能完全解決隱蔽行動的問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審計署、監察部都在努力工作，但是貪官和腐敗卻依然存在。

　　孟德斯鳩相信：“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反映了西方政治文化對國家權力進行監督和控制的愿望。但是，再大的權力還是權力，三權分立也不能走出道德的困境。相比之下，倒是信息經濟學研究的隱蔽信息和隱蔽行動的事實更有說服力。由此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只有在信息公開化有效存在的前提下，“眾目睽睽”才能夠成為制約權力、使權力不被濫用的有效手段。

　　如果存在源自內部的約束，則政府沒有或較少存在隱蔽信息和隱蔽行動的故意，自然希望透過公眾參與的方式，減少由于客觀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對稱。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越是開明民主的政府越是歡迎和鼓勵公眾參與”。反而言之，就會不遺余力地選擇“隱蔽信息”和“隱蔽行動”。

　　民主政府與專制社會的分野，并不在于民主政府由眾人駕馭，而專制制度下的政府由少數人操作。由于社會管理的效率問題最終總要轉變為成本的制約，所以社會事務的管理總是由少數人完成的，民主社會也不例外。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僅僅在于社會信息公開化的程度。與專制制度相比較，民主社會信息公開性強、透明度高，其社會成員的知情權受到明確保障。以此為基礎，要使公眾參與成為完善社會管理活動的一條渠道，信息公開化就是最為基本的保證條件。如果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公開化，公眾參與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龔益，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綜合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