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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開會討論《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提綱，當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第一次寫進黨的決議。

　　文件明確提出了中國要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變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成為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之一。

　　“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對于中央的這個決定，鄧小平這樣評價。

　　【緣起】

　　提“商品經濟必將萬古長青”如泥牛入海

　　“起草過程中，對要不要提商品經濟爭議很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體改委原委員楊啟先參與了這個文件的起草，他說，就是在文件出來后，爭論也沒有停止。

　　作為經濟學家，楊啟先認為這個《決定》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有些問題需逐步解決，但提出了“商品經濟”概念是很大的突破。

　　然而，這樣的突破卻經歷了幾十年的努力。

　　“商品經濟必將萬古長青。”早在1962年，廣東社科院原副院長、經濟學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在那個年代，卓炯的聲音如泥牛入海。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學術空氣開始活躍，學界開始重提商品經濟。

　　卓炯1979年春又撰寫了著名論文《破除產品經濟 發展商品經濟》。同年，在無錫召開的社會主義經濟價值規律討論會上，廈門大學教授胡兆培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一年后，時任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在《財貿戰線》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也主張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但這些見解沒有被采納。

　　1980年5月，被稱為改革開放重要參謀的原國務院體改辦(原國家體改委前身)成立，也希望在“商品經濟”問題上作些努力，但沒有成功。

　　楊啟先說，體改辦在1980年9月8日起草了成立后的第一個文件《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第一句用了經濟學家薛暮橋的話：“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

　　但在各省書記省長的座談會上，對此分歧很大，文件也只好擱置另議。

　　1981年，楊啟先就任體改辦規劃局長，提法就謹慎多了，只能說我國“存在商品貨幣關系，或者說充分發揮商品貨幣關系的作用。”

　　【重提】

　　主張“商品經濟論”被批“知識分子劣根性”

　　到了這一年底，“商品經濟”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

　　“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不能沖擊國家計劃，農民只能在國家計劃的范圍內活動。”1981年11月22日，陳云在與各省書記座談會上也強調要“按計劃辦事”。

　　“那個階段，理論界也受到了極‘左’思想的干擾。”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說，一位中央領導曾批判經濟學家關于利用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觀點，說這些主張勢必“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

　　最終，1982年9月1日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中，強調“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指出“中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

　　1982年、1983年間，媒體對商品經濟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因主張“商品經濟論”的經濟學家薛暮橋還被批評為“有知識分子的劣根性”。

　　在受到批判之后，薛暮橋最終作出了讓步，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經濟，而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

　　1982年和1983年對商品經濟的批評有一個大的背景，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商品經濟就被當成了精神污染之一。一位德高望重的南開大學教授就在《天津日報》上發表文章，批評經濟理論界的精神污染。

　　其間，高層內部把經濟學家分為四類，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的作為第一類，主張商品經濟的則列入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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