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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規定了政府信息公開的基本要求，公開的主體、主動公開的范圍、依申請公開制度、不予公開的范圍，以及監督保障措施等內容。 中新社發 任衛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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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經過一年多準備期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一部“信息公開條例”，倚靠著國家公共政治不斷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歷史大背景，濃縮著政府自我變革的政治勇氣，承載著全體人民對于“陽光政府”的渴望，并使憲法價值層面上的“知情權”，在中國第一次有了落地生根的制度土壤。
基于這些宏大的意義，“信息公開條例”理應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然而，彈冠相慶之余，我們還應該思考，為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追求的“陽光政治”的目標，我們還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
盡管“信息公開條例”為政府部門量身打造了諸多“陽光法則”，但無論是至今仍真相不明的陜西“虎照”風波，還是新近發生的阜陽手足口病疫情，都說明僅僅依靠一部法規，還不足以徹底根除“過濾性公開”“縮水型公開”痼疾，完成一場深刻的變革。正所謂有理念的滋養，方有實踐的果實，各級政府和官員如何擺脫“暗箱行政”的行為慣性，學會透明化生存、鏡頭下施政，才真正決定了“陽光政治”的成敗。
另一方面，“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信息公開成為政府的義務與公民的權利，盡管在“華南虎照”等事件中，全社會追求知情權的集體意識展露，但是與爭取財產權等“傳統權利”的熱情相比，爭取知情權的公民意識還有待提升。“陽光政治”的推行，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勇氣，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公民自覺，需要公民勇敢地踐行保衛知情權的法律機制。也只有經過這種雙向的努力，才能重構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最終催生一個有限政府和公民本位的現代社會。
而在制度層面，仍需要相關法規的跟進協調。“信息公開條例”僅僅是一部行政法規，如果條例實施與“保密法”等更高層級的法律發生沖突如何解決？相關的保密法律如果不能以開放的新思維及時修訂，是否會被一些官員利用，成為剝奪公民合法知情權的“法律依據”？
同時，“信息公開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出現，使得其主要適用于行政機關，還無法涵蓋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等國家機構的信息公開，也無法規制遍布社會基層的村務公開、校務公開等等。顯然，如果信息公開立法能從行政法規盡快“升格”為法律，將更好地推進整個公共領域的信息透明，更全面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權。
在某種程度上，“信息公開條例”所定義的“政府信息”，只是狹義的、表層的信息公開，而“陽光政治”所要求的信息公開還需要向更深的層面拓進。比如，政府信息公開不僅需要公開政策文件，也需要公開行政決策過程、公開公眾參與狀況等等；人大立法公開不僅需要公布法律文本，也需要公開立法博弈的過程，公開人大代表的議政發言等等；審判公開不僅需要公開審判結果，也需要公開庭審記錄、公開合議庭每位法官的獨立意見等等……所有這些目標，都需要一個更具現代民主性、公共政治性的法制平臺。
尤為重要的是，保障知情權是為了激活參與權、監督權等更高級民主權利，而要實現這些民主權利的“連續效應”，立法就不能停步于知情權層面，更應延伸至參與權、監督權等層面。因此，我們既需要信息公開法、官員財產申報法一類的“陽光法案”，也需要公眾參與法、反腐敗法等“參與權法案”、“監督權法案”，需要構建更具民主性、法律化的選舉機制、監督機制等等。正是從這個意義而言，“信息公開條例”能否成為一個歷史性的起點，并因此成就民主政治的光榮與夢想，是令人期待的未來圖景。(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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