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本次人大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建議全國人大把《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列入5年立法計劃，一時引發廣泛討論。
立法規定公務員財產申報的時機是否成熟？3月15日，本報、中青在線和新浪網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邵道生，全國人大代表、重慶黨外知識分子聯誼會副會長、索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德云，以該問題為博士論文題目的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郇天瑩，就此話題進行討論。
立法時機已經成熟
“把《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納入立法計劃的時機是否成熟，與納入計劃后何時出臺的時機是否成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韓德云代表說，“把這個法律納入立法計劃的時機是成熟的。”
韓德云代表指出，我國將在2010年建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很難想象，這個法律體系建成時，其中卻沒有《公務員財產申報法》。”
“中國太需要《公務員財產申報法》了！”邵道生說，自己研究腐敗問題將近20年，有一個發現，貪污分子尤其是“大貪”，定罪后，有很大一部分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是為什么？就跟我們法律上的漏洞有太大關系。”邵道生說，社會對這部法律有很大的需要，老百姓有很強的要求，“這個問題宜早不宜遲，應該很快列入到法制建設中去。只有這樣，反腐才會大踏步前進。”
郇天瑩同樣認為，《公務員財產申報法》該不該列入立法計劃是第一步應該解決的問題，其次才是法律條款如何設計的問題。
“應不應該納入立法計劃？政府已經給出了答案。”郇天瑩說，早在1988年，全國人大已經起草了財產申報的草案，在1994年全國人大第一次將其列入立法計劃。1995年,中辦、國辦聯合發文，推出處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制度。
“最令人激動的是去年9月，國家預防腐敗局領導明確表示，要在適當時機推出財產申報法。所以，是否應該列入立法的問題已經明確了，一定要列入。”郇天瑩說。
韓德云代表認為，盡管我國有了《關于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但文件更側重于黨管干部的內部規定，與法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因為有了這種規定，執行有一定的效果，就說不必有這么一部法。”
“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講政府存在的問題和缺點時，也提到腐敗現象還比較嚴重，”韓德云說，“如果體制、機制都非常完善，為什么還會有比較嚴重的腐敗現象？”
邵道生也堅持：“如果因為政策層面上的東西已經有了，法律上就可以緩一點或者是不重視，這是完全錯誤的。”
韓德云說，《公務員財產申報法》應該是公務員制度必要的組成部分，能有效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促使建立廉潔高效公務員隊伍。
“財產申報制度的功能是什么？”郇天瑩說：“一是預防；二是發現違法的苗頭；三是對公務員和社會公眾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時，這也是增強政府公信力、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和樹立政府形象的很好做法。”
官員親屬也應申報財產
有人認為，讓官員尤其是其親屬申報財產，侵犯了他們的隱私權。
對此，韓德云代表卻認為，不管是對官員本人，還是對社會負責，官員的隱私權應受到限制。“官員都不能在陽光下，還有‘陽光下的政府’嗎？”
郇天瑩介紹說，公務員財產申報在世界各國已是普遍的做法。一些國家在立法之初，也對官員的隱私權和公務員的權利義務進行過討論，基本達成共識，認為政府和人民是委托代理的關系，是人民把手中的權利委托給政府，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權利。在行使公共權利的時候，要對公眾負責，隱私權也相應地要受到限制，來保證公眾的知情權。
她說，財產申報的主體是公務員本人還是擴展到他的家庭，在世界各國并不一致：在美國，公務員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都要申報財產；在英國，公務員需申報財產，其配偶和子女則不需要。
邵道生則明確反對公務員財產申報不向其家屬延伸的做法，“家族腐敗太厲害了”，邵道生指出，并沒有特定的人提出官員隱私權的問題，“這個觀點是虛擬的，拿不到桌面上。”
按照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無論有多少財產來源不明，最高刑期是5年。
“在尚未就財產申報立法的情況下，修改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刑罰標準是一個補充。”韓德云代表說，“涉嫌貪污受賄的官員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鉆體制和機制的漏洞，堅持不說清楚來源，就成了財產來源不明而非貪污受賄。我希望，能把現在最高5年刑期標準提高為無期徒刑。”
“法律一定要與時俱進。”邵道生介紹，新加坡的法律規定，財產來源說不清楚，確實數目很大，就以貪污論罪。“應該把這個吸收過來，干脆把5年取消掉，就按貪污論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保護了一大批行賄者。有人來源不明的財產高達1000多萬元，這得有多少行賄者呀？不把這一點改掉，中國的腐敗問題就解決不了。”
郇天瑩認為，現行文件規定中，申報的是公務員的收入，而收入和財產不是一個概念。收入和財產出現了不匹配、不符合的情況才是要預防和遏制的重點，就這一點來說，申報主體和申報的范圍應該做一定的規范和補充，并增加任職的申報和離任的申報。
“我希望我的建議能夠被采納。”韓德云代表說，納入立法計劃意味著對中國現行的體制和機制進行歸納、總結，對不夠完善和健全的方面進行彌補和改進，立法也是對公眾、社會以及公務員的再教育過程。
郇天瑩認為，除了立法，還需健全公務員監督機制。“大家對這部法律寄予厚望，但這一部法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它只是對腐敗拉起的一道防線。” (本報記者 田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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