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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農民工代表的亮相成為2008年全國兩會的一大亮點。學者認為，這充分反映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調整代表的比例結構，能更好地反映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

　　“當初只想打工掙點錢，從來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以全國農民工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參加全國兩會！”胡小燕身穿職業裝,直發垂肩、面著淡妝。

　　今年“兩會”，她和另外兩名農民工代表朱雪芹和康厚明成了名副其實的“明星代表”。他們被媒體追捧的熱度不亞于娛樂界“大腕”，也不遜于“兩會”上的民營企業家和商人代表。

　　他們都不記得自己接受了多少記者的采訪，康厚明直言：“接受采訪，比干一天活還累。”

　　這3位農民工代表曾經是生活在中國底層的老百姓，如今走進了國家最高議政殿堂，站在他們身后的是兩億農民工。

　　3月7日，人民大會堂廣東廳內，溫總理聽完胡小燕的發言后感慨道：“5年前，我們這個會場里頭是沒有農民工代表的。今年有了3名了，數量還不夠，因為他們有兩億人，為國家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這3名就代表著歷史上的一個重大飛躍，代表著社會走向更加公正。”

　　拼搏奮斗

　　這3位農民工代表有著普通農民工羨慕的工作，他們也有各種各樣的榮譽。

　　34歲的胡小燕從四川到粵打工已有10年，如今她是佛山三水區新明珠建陶工業有限公司成品車間副主任，曾被佛山市評為“十佳外來工”。31歲的朱雪芹，1995年從蘇北睢寧到大上海打拼，現任上海華日服裝有限公司日語翻譯、團支部書記、工會副主席，先后獲得全國紡織工業勞動模范、全國知識型職工先進個人、上海市勞動模范等榮譽稱號。康厚明是3位農民工代表中資歷最老的，他16歲從農村出來，在外打工已有29個年頭，現在是重慶城建控股(集團)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路面處的農工班班長，曾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

　　從走出農村到進城打工，從農民工到全國人大代表，他們靠的是拼搏奮斗。

　　胡小燕初中畢業后就在四川老家務農，但家里經濟一直不景氣。1998年，她離開家鄉來到廣東打工。那時胡小燕已經是一對雙胞胎女兒的母親，她忍著母女分別之痛來到異鄉，那年女兒只有兩歲。

　　到廣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電子廠上班，每個月的工資只有700塊錢。“但那時候已經覺得很滿足了，跟在家里比起來強多了。”胡小燕說，半年后，因為那個廠總是沒日沒夜地加班，工資也不見漲，于是就跳了槽，到佛山一家陶瓷廠做了一名生產線上的工人。由于工作出色，2000年，她被調到了陶瓷廠品管部。2002年，胡小燕換到了現在的公司上班。如今她的工資已有3000多元，與丈夫一起租住在公司提供的簡單住所里。

　　與胡小燕相比，康厚明的打工生活更加坎坷。康厚明16歲就進城打工，那時只能靠力氣吃飯。他曾經做過糧食加工，也干過石工、集裝箱、工程建設、擔泥巴、抬石頭……臟活、累活他都做過。但他好學、勤快，經常向建筑工人討教施工方法，還買來相關書籍自學，進步很快，不久便成為了業務骨干，并于2005年當選全國勞模。去年，已有豐富技術經驗的康厚明被聘為建工集團“民工夜校”的老師。

　　學習，改變了朱雪芹的命運。在上海打拼的13年間，她從縫紉工開始，學技術、學外語、學管理，成為上海市第一批農民工勞模，還兩次去日本進修。“農民工的重要任務就是學習，要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及文化知識，要學會用知識改變命運，用知識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朱雪芹說。

　　能否代言

　　經歷了多年打拼，出現在國民面前的3位農民工代表儼然是城市白領。有網友對其“身份”提出質疑：是否已經不再是農民工，能否真正成為農民工“代言人”？

　　對此，朱雪芹表示：“我是從一線的縫紉工做起，一路走到今天，走進人民大會堂，我深知農民工的辛苦。我走過他們所走過的路，也許比起其中某些人更坎坷、更艱辛，這在自己人生經歷當中確實是最艱苦的，但也是很寶貴的。我堅信我就是最基層農民工代表，我能代表農民工。”

　　當上全國人大代表后，不斷有農民工給朱雪芹寫信、打電話、發短信，請她代為反映各種問題。她把農民工的訴求都記錄在筆記本上。朱雪芹建議有關部門建立綜合保險全國聯網機制，讓一張卡內的保險金可以進行累積并在異地使用。此外，她還準備呼吁農民工休假制度化。朱雪芹表示，今年春節前，她兩次到火車站，看到大量農民工因雪災滯留無法和家人團圓。她說：“城里人也許不理解，但我跟他們一樣，一年忙到頭，只有這時候才能回家和親人團聚幾天。希望國家規范農民工休假制度，讓農民工錯開春運高峰，更從容地踏上回家道路。”

　　康厚明在來北京之前，特地到工地上收集工友們的建議。“我提了4個建議，都交上去了。”康厚明表示，他建議關注農民工職業病，加強農民工的勞動保障，加強農村留守老人小孩的照顧，加強農民工的培訓。

　　現在，女兒不在身邊成了胡小燕最大的“苦惱”。她帶來的其中一個議案就是關于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希望能讓他們不再感到孤獨，能經常體會到父母的關愛。農民工普遍希望政府對留守兒童展開普查，為他們登記造冊，建立檔案，開通親情熱線，方便外出打工的父母隨時與子女溝通等。”胡小燕表示。

　　有網友質疑，3位農民工代表能否代表兩億多農民工的利益？

　　朱雪芹不贊成“比例少就不能完全代表農民工”的說法。她說：“農民工代表沒有出現之前，也有很多代表為農民工呼吁，解決了我們很多實際問題。社會方方面面都在關注著我們這個群體，雖然農民工還是個弱勢群體，但是我們生活的環境一天比一天好了。”

　　對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周澤表示：“農民工代表的出現，如果僅僅從代表本身是農民工身份這個意義上去評價的話，我認為并不見得就有多么重要的價值，未必就值得農民工這個群體欣喜——自己也有代表了！實際上，一個人是農民工身份未必就能夠代表農民工這個群體的利益。一個人是否能夠代表一個群體的利益，一個方面取決于他代表這個群體利益的意愿，另一個方面取決于他代表這個群體的能力。”

　　盡管3位農民工代表在會前做了充足的準備工作，但不少人對他們仍存有疑慮：他們能否履行好全國人大代表的職責？畢竟他們沒有任何從政經歷，是連區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都沒有擔任過的“新新代表”。

　　當選代表

　　近年來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為農民工進城就業創造有利條件。2006年《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是我國第一份系統關于農民工問題的綱領性文件，將農民工納入到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來看待，提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政策措施。

　　在往年“兩會”上，不斷有代表、委員關注農民工問題。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夏家駿曾說：“為什么我們談農民工問題時總是隔靴搔癢，觀點多、實踐少，感受多、經歷少，就是因為身邊缺乏真正的農民工代表。”

　　2005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十屆常委、民革江西省委員會主委陳清華的提案就是關于提高農民工的政治待遇。“兩會上，幾乎所有關于農民工待遇的提案都由其他界別的委員提出，其中原因就是因為農民工代表、委員的人數少。”陳清華委員說，如果能在各級人大、政協中增補農民工代表、委員，由他們代表全國農民工群體，提出的議案、提案將更有針對性、更具價值。

　　其時，我國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就已經出現農民工代表的身影。

　　去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提請審議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秘書長盛華仁在作決定草案說明時提出：“我國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全國人大中也應有適當名額的代表。”

　　隨后，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這一決定明確規定：“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

　　有了這個制度性的決策，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實際上已經呼之欲出。按照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名額分配，廣東、重慶、上海各要產生一名農民工代表，而當時重慶、上海的人代會都尚未召開，因此胡小燕“搶了頭彩”。

　　2008年1月21日下午，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由廣東省總工會提名推薦的胡小燕，以740張贊成票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就此產生。當選時間比另兩名農民工代表早半個月。

　　在3月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康厚明透露，他所在的班影響非常大，重慶市總工會對其情況也是非常了解，“我當選代表是總工會提名的”。

　　農民工的利益

　　需要制度保障

　　對于今年“兩會”上首次出現的農民工代表，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表示：“這充分反映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調整代表的比例結構，能更好地反映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不斷自我完善，是值得肯定的。”

　　“現在他們地位不平等，就是由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莫紀宏認為，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然而在現有的制度下，絕大多數農民工不可能像這3位農民工代表一樣，搭乘“快車”走進國家最高議政殿堂。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胡錦光告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按照目前的法律，農民工這個群體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按照法律規定，他(農民工)必須回到戶籍所在地進行選舉，而他又在城市工作。在工作期間回到戶籍所在地，基本上不可能。而在城市他又屬于臨時性的工作，把他征集為選民參加選舉也不大可能。所以按照目前的制度規定，農民工這個群體，實際上就沒有辦法通過選舉產生他們的代表。這歸根結底有賴于選舉制度的改革，將來也就不會只有3位農民工代表，而會有更多的代表。”

　　此外，莫紀宏建議要改革戶籍制度。“不能按照農民工的身份選擇代表，而是要按照居住地。戶籍制度改革了，農民工就可以納入到本地了，這樣他就可以納入到本地人的選舉制度當中去。”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周澤認為：“在一個民主法治國家，不僅應該每一個階層和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而且應該通過法律制度保證每一個階層和群體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保護。解決目前存在的、沒有或者很少有人大代表代表某些階層和群體利益的問題，關鍵不在于增補這些階層和群體代表人數，而在于將人民群眾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落到實處，使選舉制度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保證人民群眾手中的選票真正發揮作用，以選出真正能夠代表他們利益的代表。”□本報記者 李夢娟 王琪 景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