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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月下旬，原江蘇省副省長仇和到云南昆明任市委書記才兩個月，但這兩月來，“仇和”與“昆明”兩個關鍵詞卻頻繁并現于全國各大媒體重要位置，仇和到底在昆明做了些什么？
從全國“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到如今昆明“一邊倒”的支持率，究竟是仇和這些年的鐵腕改革得到了客觀認可和公正評價，還是他終于在政治上成熟穩重了？
本文從仇和入滇兩月的所作所為和昆明當地的反響入手，針對性地記錄個性官員仇和這一次意義深遠的升遷南調，試圖解讀仇和或將對昆明未來的影響。
2007年12月下旬，一則“特大新聞”在昆明政界和坊間同時流傳：江蘇省副省長仇和將到昆明，接替原市委書記楊崇勇任昆明“一把手”。
新聞之所以成為“特大”，是因仇和此人太過“著名”——這名此前與云南、與昆明毫無瓜葛，卻在海內外被焦點關注多年的“鐵腕人物”、“最富爭議市委書記”空降春城，對于昆明這座一向性格綿軟、節奏悠緩的邊陲省會城市來說，像一勺滾油澆到一鍋冷水中。
綿軟昆明迎來“鐵腕書記”
12月28日上午，前期傳言得到證實。
這天，昆明市委、市政府召開全市干部大會。在會上，受中共云南省委委托，省委副書記李紀恒在會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和云南省委的決定：“仇和同志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員、常委，昆明市委委員、常委、書記。”
在宣布任職決定后，仇和發表了就職演說。演說中除一如既往地頻繁使用排比句、祈使句、成語外，更加激情飛揚、意切情真——
“我從未來過云南、到過昆明，現在已經成為云南人民、昆明市民的一員。不來則已，一來就扎根，將與大家長期共事、處事、謀事、辦事，一定會和大家成為永遠的好同事！
“從現在開始，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纖夫’，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掌舵指向，與昆明各族干群一道，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拉動昆明市這艘‘巨輪’快速平穩前行……”
仇和的演說稿次日全文刊登在《昆明日報》上，這篇有別于大多套路式“官樣文章”的激情演說，給了昆明市民耳目一新的感覺，也給了對仇和入滇持觀望態度的一些本地官員以明確回答：仇和實實在在地到來了。
昆明是云南省省會，西南地區重要城市之一，經濟總量占據全省的1/3。近年來，雖節奏遲緩于沿海開放城市，但昆明也出現了大建設、大開發的好勢頭，用仇和的提法是，“到了工業化加速、城市化提升、市場化轉型、國際化拓展的關鍵時期”。
昆明又是一個相對傳統型的城市，多年來形成了溫軟柔和的城市氛圍，在同等城市里，昆明在城市開發和經濟發展等課題上乏善可陳；在官員績考和治理貪腐方面，卻又頻頻曝出類似原副市長胡星、原規劃局長曾華等這樣的巨貪惡吏；在環境治理、交通狀況、城市規劃等具體事務上，昆明市民面對的是惡臭滇池、混亂擁擠和雜亂無章……
近些年來，這座有著“春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美譽的城市正在漸漸魅力流失。
這時候，仇和來了。從昆明市民網友最初的反應看，對仇和，不管是了解的還是不了解的，言談之余大都是懇請多于排外、期待多于挑剔。
力推“仇和式一線工作法”
兩個月里，其足跡幾乎遍布了昆明下轄的14個縣、區、市。從發表就職演說的當天開始，他就在昆明身體力行他的“一線工作法”——他要求領導干部在一線工作：決策在一線落實，問題在一線解決，創新在一線體現，成效在一線檢驗，高效率、快節奏，強力推動。
12月28日下午 仇和就來到昆明市便民服務中心，當場提出明確要求：縮短為老百姓辦證的時間，“不能現場辦證的窗口就不要進來！”接著，他又到了昆明市困難職工幫扶中心調研。
29日上午 仇和來到位于丹霞路的昆明市新聞中心，讓各個新聞單位提供近期報道，特別提出“要負面的報道”。
30日 仇和又率市級有關負責人先后來到昆明市通用自來水有限公司、市政公用局、市煤氣公司和市公交公司，叮囑各單位“一定管好水、氣、公交等城市生命線”。
2008年1月1日 仇和來到了昆明市環保局。滇池治理是他最關注的昆明問題之一，他提出了“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昆明環保工作指導思想。
1月5日上午 仇和到昆明10個游客密集大公園進行調研。下午，仇和一行又調研了環湖東路、第七污水處理廠、西二環高架工程建設等現場，詳細了解工程的建設進展情況。
……
下車伊始10天內，仇和馬不停蹄、高密度親臨一線的工作方式給昆明市民表了個態，也為昆明官場帶來新風。
一位跟隨過仇和走訪調研的昆明官員說，“仇書記精力旺盛，走路也快，大步流星，我們小跑著都有些跟不上！”更令他佩服的是，不管各行各業，仇書記都很專業，總是在調研前就備足了功課，現場觀察問題敏銳，一點就是要害。
三件“出格事”轟動全國
這兩個月內，因三件“出格”之事，“仇和”與“昆明”這兩個關鍵詞，頻頻曝光于全國各大媒體，掀起了2004年后的新一輪“仇和風暴”。
第一件事 是仇和要求媒體提供“負面新聞”。“看負面的報道，對比我們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之處，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進提供依據。”
仇和上任昆明初期的這一舉動，被評論界普遍褒揚，“此舉很有特立獨行的意味，也符合仇和‘個性官員’的稱謂。”
第二件事 是仇和1月7日在昆明全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工作提出的獨到觀點，他說，“腐敗我看有三種：第一種是貪污，第二種是決策失誤造成經濟損失，第三種是寧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證不出事，四平八穩，按年齡大小、皺紋多少、胡子長短排隊等提拔，失去機遇，影響一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后兩種比第一種造成的損失更大，更可惡。”
媒體將其當日講話精煉后又成了仇和新語錄——“決策失誤造成損失也是腐敗”、“影響發展比貪污更可惡”。一時間輿論嘩然，昆明市民拍手叫絕。
第三件事 是近日媒體紛紛報道的“昆明紙貴”了。
2月14日，仇和在昆明市經濟社會發展軟環境建設動員會上提出：“各縣(市)區、各部門‘一把手’，要在新聞媒體上公開亮相，作出公開承諾，并將姓名和聯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群眾監督。副處級以上干部，要公布姓名、職務、分工、工作電話，制作《市情手冊》擺在書店出售……”
2月16日，經過連夜擴版，《昆明日報》用四個整版刊登了全市所有副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分工情況和電話號碼，報紙剛一上市就被市民“瘋搶”。除了欣喜于“遇到困難能及時找到相關部門解決”之外，更多市民的感動溢于言表：“這一舉動讓我們看到了政府部門為民辦實事的決心。”
16日夜，因市民需求量大，昆明日報社連夜再版印刷這份“領導干部專刊”，17日再次銷售一空，一時間“昆明紙貴”。
全國媒體紛紛在重要位置關注昆明公布領導干部電話一事。在昆明一家新聞網站上，一位網友形象地把仇和電話3197977諧音成“想要就去就去去”。這位網友打通了電話，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仇書記的助理接的，稱一定轉交書記”。
昆明市政協委員吳庭根認為，“公布電話號碼，不僅利于老百姓直接反映問題，也利于上級對下級工作的監督，不管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反映問題，最終都是為人民服務。當然，這樣做可能會使一些官員不舒服，但情況就是這樣，官員太舒服，老百姓就不舒服，所以關鍵是看你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
仇和入滇兩月，網友稱這三件事也算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雖然免不了又被指作“仇和做秀”，但這三把火燒得百姓高興、庸官汗顏、貪官震驚，“何嘗不是好事，但愿慢騰騰的昆明能被仇書記幾把火燒起來！”網友說。
得到超乎意料的高支持率
不少學者都試圖解讀仇和這種“越爭議越升遷”的現象。
解讀認為“仇和現象”起碼有三點積極意義：第一是走出了“改革家無好下場”的怪圈，說明社會環境和用人制度更理性更寬容；
其二是否定了“陰暗面放大效應”，也就是說仇和是“功遠遠大于過”，對于改革者來說，要允許其試錯，要用結果檢驗，而不應該揪住細枝末節不放；
其三，仇和現象折射出中央一種新的積極的用人導向——寧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爭議”干部，不用“寧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萬別出事”四平八穩的“誤事”干部。
仇和此次高調入滇，細心的人發現，雖然是從經濟發達省份江蘇調往欠發達的云南任職，但職務中卻有了升格。
仇和在江蘇擔任副省長，但并不是“省委常委”，而就任昆明，雖然也是“副省級”，但卻多了“省委常委”職務。在中共黨委領導、常委負責的政治體制下，這一職務的任命無疑寓意深遠。
而且，仇和如今主政經濟總量占云南全省1/3的省會城市昆明，無論從施政平臺還是決策影響力的層面看，意義也非同一般。有分析人士認為，“強勢人物擔當邊陲省城一把手，這是中央要加強地方治理的決心體現”，“仇和的政治前景已不言而喻了”。
入昆兩月，現年51歲的仇和干勁十足。從其下車伊始極力推行新政的強勢作風看，可見其心氣之高、底氣之足、眼界之寬。如今在大小會議上，他也常說，“昆明是云南的昆明，也是中國的昆明，更是世界的昆明。”
而仇和此次入滇推行的改革，從民間反應看，已經與當年在沭陽、宿遷改革時大有不同。
當時幾乎是仇和一個人在奮力拖著沭陽、宿遷往前走，他孤獨且自負。
而今天的昆明，對于仇和新政的推行，竟然是出乎意料地上下齊心，老百姓更是叫好加油，仇和顯然已不孤獨。對于這位曾是全國“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期待昆明騰飛的人們更多的是寄予厚望——
“公道所以大膽，自己先苦所以敢讓屬下有壓力！應該提拔這些在艱苦地區有卓越成就、公正廉潔的官員，昆明的百姓可以等待驗證。”
“破鼓須用重錘敲，昆明的貪官們該肝兒顫了！”
“盡管仇和身上有一些獨裁的成分，但現在不鐵腕根本無法打擊貪腐，支持這樣的有魄力的官員！”
“希望在仇書記任期能看到一個碧綠的滇池！”
這種民眾對一個副省級官員的超乎意料的高支持率，可能給予當事人仇和的，是動力，更是壓力：昆明會因他而再次騰飛嗎？
也許，從仇和入滇那天起，有很多人，就已開始等待問題的答案了……
背景新聞一
爭議聲中從“縣官 ”到副省長
其實，推行一線工作法、公布領導干部電話等做法，在仇和的從政經歷中，并不新鮮，相比過去在江蘇的“轟轟烈烈”，他今天在昆明的舉動，只是顯得更成熟穩重罷了。
仇和1996年底任江蘇宿遷市市委常委、副市長兼沭陽縣委書記。宿遷市那時候是江蘇的新建市，是全省最窮的地級市，沭陽又是宿遷最窮的縣。
年輕、有思想、有闖勁、有學識的仇和也算是“臨危受命”。面對現實，如何整治沭陽，他使下了很多“非常手段”，進行“鐵腕反腐”，一度被批評稱“酷吏”、“人治”、“政治投機”。
這些被批評和爭議的事件中，有代表性的是：
1998年 仇和在沭陽縣給教師下達“招商引資”任務，被央視《焦點訪談》報道。
2001年 宿遷推行教育事業改革，將學校推向市場變為民營；同時強力推進醫改，將所有醫療機構進行股份制改革；反對者稱“仇和賣學校賣醫院”，又一次引來《焦點訪談》關注。
2002年 宿遷推行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業，副處級干部的任務是500萬元/年，完不成任務的干部，所在部門一把手免職。
2003年 仇和在宿遷推行干部任用公推公選制度改革，成為江蘇這一制度的發源地。
2005年5月 宿遷治理“人情宴”，將婚喪酒席限制為干部不超5桌，群眾不超8桌，并因此處理多名干部。
……
仇和這些當年在沭陽、宿遷的“光輝事跡”，幾乎每一件出臺后，都會不同程度地引來抗拒、爭議和批評。抗拒者，大多是過去的既得利益者；爭議和批評者，大多是理性主義的公共知識分子。但支持者，卻占了大部分，那就是沭陽、宿遷的老百姓，那些真正享受到仇和鐵腕改革成果的大部分人。
從當年的統計數據看，1997年前，沭陽經濟排全省倒數第一；全縣38個鄉鎮有8個是省級貧困鄉鎮；僅僅一年時間，1998年的沭陽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和農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了72.7%、41.6%和40.4%。
在來昆明之前，仇和已擔任江蘇省副省長近兩年。1996年到2006年，10年時間，他從全省最窮縣的縣委書記升到分管城鄉建設、交通、環保、安全生產、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蘇北發展協調工作的全國經濟強省副省長。
仇和這一路，是在爭議聲中度過的。2004年，《南方周末》曾以兩個版的篇幅詳細報道過仇和，標題即是《最富爭議市委書記》，也從那時候起，仇和在全國范圍內被打上了“個性官員”的標簽。
當年，仇和高票當選“亞洲財富年度人物”，其入選的理由是：“因其獨立的實踐精神和在宿遷市進行的激進式改革引發激烈討論，并因此成為媒體和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
背景新聞二
兩度出國的“海歸 ”
仇和，男，漢族，1957年1月生，江蘇濱海人，1977年8月入黨，1982年1月參加工作，大學文化，助理研究員職稱。
歷任江蘇省農科院植保研究所副所長、黨支部副書記兼院團委書記、院工會副主席，江蘇省豐縣科技副縣長，江蘇省科委農村科技處處長、省星火計劃辦公室主任，江蘇省宿遷市市委常委、副市長、沭陽縣委書記，宿遷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江蘇省副省長，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
1995年4月-12月，作為后備干部培養對象，仇和參加江蘇省首期高級管理人才經濟研究班赴美國馬里蘭大學學習，8個月的學習對仇和后來的執政風格影響深遠。
2005年6月-9月，48歲的仇和參加了中國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并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謝正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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