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約70萬個行政村里，極少有像圭葉村那樣一夜成名的。在谷歌搜索的結果令人驚異：這個位于貴州省大山深處僅有86戶人家的侗族小寨，雖然至今遠離網絡，但在不到一個月內，與它相關的網頁，已經突破300萬個。
同樣不到一個月內，來自全國各地約20名記者，先后從省城貴陽出發，坐上至少六七個小時的長途大巴，到達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錦屏縣城，再乘車沿著一條顛簸不平的土石路，搖搖晃晃穿過密林，翻過許多座山頭，最終來到這個躺在山谷里的小村寨。
有史以來頭一次，寨子里的村民驚奇地看見，沾滿牛糞和雞鴨糞的小道上，先后走來這么多記者。他們操著普通話，拿著采訪本，舉著照相機，對這個寨子表示出異乎尋常的興趣。來自電視臺的記者，更是架起幾十萬元的攝像機，把村頭村尾以及村民吊腳樓的樓內樓外拍了個遍，就連村里養豬專業戶家二三十頭嗷嗷叫的母豬也沒放過。
記者們并不是來欣賞風景的。所有的人都為一枚印章而來。
這是一枚普通的圓形梨木雕成的印章，所不同的是它被分成了5瓣，由村民選舉出的5人各持一瓣。自從2006年這枚印章“誕生”以來，村里的開銷都須經由這5個持章人統一審核。只有5瓣印章合一，蘸上印泥蓋下去，村干部拿來的票據才能報銷。
這枚印章被稱作“五合章”。即使是本村村民，也還有人并不確切知道它的正式名稱。然而在互聯網世界里，從上月底開始，它已被冠以“史上最牛公章”。
這枚土里土氣的印章，似乎讓人們看到了“民主”。“‘最牛公章’告訴我們什么是民主。”一家媒體這樣說。
“‘五瓣公章’是枚質樸的民主之印。”另一則評論稱。
而北京一家報紙更是在社論中評價道：“史上最牛公章”體現權力的分立與制約。
能不能雕刻一枚財務審核章，然后把它分成5瓣
“事情的發展看起來完全超出了我們的想象。”33歲的村支書譚洪勇說，“我們根本沒想過這個五合章會往深里發展，只不過是想用來監督我們村的財務。”
事實上，眼下由五合章來監督審核的，主要是一筆由縣財政給村里撥的5000元辦公經費。不過，在這個年人均純收入不足1000元的村子里，這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
這個村幾乎所有人都還住著木頭吊腳樓。他們從山上砍取杉木，涂上桐油，搭建起這種傳統房屋。即使到2005年，村里還有6戶人家屋頂蓋的不是瓦片，而是長滿青苔的杉樹皮。這些因風吹雨打而變成黑色的吊腳樓里，總共只有60臺彩電，16部電話，20部手機，5臺洗衣機。
這里只有一條石子路。村里的小學只有一年級和二年級，只有一名老師，同時教著兩個年級的20多個小學生。當老師給一個年級上課時，另一個年級的孩子只能寫作業。小學前的籃球場，是村里唯一一塊水泥場地。
據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村里的會計幾乎只是“管空賬”，因為村里的公共收入“很少很少”。直到2001年，縣財政開始每年下撥2000元辦公經費，這個數字在 2005年增長到5000元。
一位在這里長大的縣機關公務員聽說五合章時，最初甚至覺得“有些難堪”，因為“一共才多少錢，就算全部被貪污了，又能有多少”？
但是村民對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似乎并不取決于賬目的數額。“群眾對村干部一直都不信任。”譚洪勇說。這位曾在山西大同當過炮兵的退伍軍人，退伍后又在深圳當過幾年保安，之后回到村里，在他27歲那年當選村黨支部書記。用他的話說，從2001年年底“開始主持工作”。
“誰當村干部，誰就有好處。”這些年里始終有村民這樣認為。即便在縣財政固定撥付辦公費用之前，他們也在嘀咕，村里的公共收入究竟被干部們花在了哪里？村干部是否從中克扣了救濟款？即使后來這樣的款項改由鎮里發放，仍然有村民懷疑，村干部們會不會去冒領？
事實上，就連譚洪勇當選村干部之前，也“一直有一種懷疑，村干部究竟有沒有從中拿到好處”。
盡管每年農歷臘月底，村干部會用毛筆在紅紙上寫上一年的收支賬目貼出來，但這種公布看起來并不能消除村民的疑慮。至少在兩位村支書的任上，公布榜曾被村民偷偷撕掉過。“賬是他們管，他們算，誰知道里頭有沒有問題。”有村民質疑。在譚洪勇上任之前，這樣的事情發生過；2003年，撕榜事件又一次發生。“有兩三次吧。”譚洪勇承認。
2004年年底村里換屆選舉時，在往常公開賬目的張貼處，有人貼出一張頗有些火藥味的匿名“大字報”。盡管內容并非直接針對村里的財務，但在譚洪勇看來，其中“暗藏著對村干部的不滿和懷疑”。
譚洪勇有時會“感到委屈”，“但反過來想，這是群眾對我們敲響的警鐘，說明我們在公開方面做得不好。”這位退伍炮兵字斟句酌地說。
不過歷任村干部似乎一直沒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到了2006年2月，作為當時村里保持先進性教育活動的一個環節，村黨支部向一部分村民發放意見調查表，并發動黨員向村民了解意見。結果發現，村民的意見大部分集中在村務公開和財務公開上。
“當時我們覺得，這已經不單是村里哪個人跟我們對著干的問題了，民主理財問題不解決不行了。”譚洪勇說。他是村里能使用這樣正式語句表達想法的少數人之一。
這位黨支部書記緊接著表述道：“盡管中央提出的新農村建設二十字方針里，‘管理民主’在最末一位，但就我們村的實際情況來看，不解決管理民主問題，就已經談不上發展了。如果群眾不信任你，你帶領誰去搞發展？解決民主理財成了當務之急。”
于是，這一年2月21日，當“保先”活動進入到“邊議邊改”的環節時，村里的黨員們被召集到一起，其中有一個議題便是如何解決村里的財務公開問題。
譚洪勇記得，當時有人提議村里的財務賬目改成每月公布一次，也有人覺得現行賬目公開方式太呆板，可以換些靈活的方式，但具體怎么個靈活法，卻說不上來。在七嘴八舌中，村里一位叫譚洪源的老黨員，提出了“五合章”的構想。
顯然他們并未料到這個構想日后會在外面世界引發如此轟動。當天的會議紀要中，只是在記錄完每位到會黨員發表的自我批評和今后努力方向的言論后，結尾寫下這樣一段話：
“最后，譚洪源就圍繞‘村務如何真公開，理財如何真民主’的問題提出了如下建議：‘既然村民對財務有懷疑，那我們就想辦法消除他們的懷疑，我們能不能雕刻一枚財務審核章，然后把它分成5瓣，再召開群眾大會選出4個村民代表和一名支部委員每人保管一瓣，真正把財務審核權交給村民。’”
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五合章的產生與譚洪勇兄弟二人同時“執政”有一定關系。在2004年年底開始的換屆選舉中，譚洪勇連任村支書，而他的哥哥、39歲的譚洪康，曾經的村團支部書記和村民小組長，被選為村委會主任。盡管這個村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都姓譚，人們或遠或近都是親戚，但在這個小小的“政壇”上，親兄弟倆同時“執政”還是第一次。
“要讓村民對你們兄弟倆信任、放心。”在村小學教了27年書的老師譚洪卓事后回憶，譚洪源曾在會上這么說。
沒有人能說清這個57歲的老漢怎么會想出這么一個“好主意”，只是猜測這跟他在村里當了許多年會計有關。“我管賬太多了，就算我老實，人家還是要懷疑。這么搞了，就沒人懷疑了。”村里現任文書譚元均這樣轉述譚洪源曾說過的話。
不管怎樣，當這位老會計在會上向大家詢問“你們看這樣行不行”時，據說幾乎所有人都說好。
“這樣行，就這樣定了。”村支書譚洪勇回憶說，自己在會上這樣表態。小學老師譚洪卓記得，當時譚洪勇確實說過：“這個主意好，可以試行一下。”而村委會主任譚洪康當時以預備黨員的身份參加討論，也表態說：“這樣最好。”
“因為我們是親兄弟，就更應該被監督了。”譚洪勇說。而他的哥哥、村委會主任譚洪康則說：“說句實話，村民既然選我，就是對我放心的。但我們要讓他們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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