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虎事件的真假似乎基本塵埃落地。回顧這起事件，感覺與此前發生在韓國的黃禹錫胚胎干細胞造假事件，有諸多相似和相異之處。
第一個相似點是，集體有意無意的造假。華南虎的學術論證找了7位專家，希望通過這7名專家的“權威論證”來確立鎮坪縣找到華南虎的結論，同時打消公眾的懷疑。周正龍的虎照，只不過是集體涉嫌造假的又一個參與者，并為集體涉嫌造假提供了更多的偽證。
黃禹錫的造假，不僅邀請了韓國總統的科技顧問作為論文的共同作者，還邀請了其他許多外國專家，包括美國學者，作為論文的共同作者，甚至作為黃禹錫其他論文的主要作者，希望以此來增加論文的說服力。正如《科學》雜志編輯肯尼迪博士所說，把美國學者作為共同作者，顯然增加了他們(審稿者和編輯)的信任感，從而讓論文得以發表，欺騙公眾。
其二，避免了解真相的人或真正的專家發表意見，以避免真相被揭穿。華南虎的鑒定請了7名專家，卻沒有一人是研究貓科動物的。這7個專家中，幾乎一生都沒有見過野生華南虎，更不用說研究華南虎了。不僅如此，當最初的鑒定報告出來，業內有人懷疑，中國科學院和廣東研究華南虎的專家想要申請進行調查研究時，又以種種理由被阻攔。
黃禹錫的造假同樣是怕同行說出真相。他采取的做法或許更高明，把他的科研小組部門化。結果每一個小組都不清楚其他小組具體在做些什么，至于外人，當然就更不知道了。所以，黃禹錫不僅瞞過了韓國同僚，而且瞞過了許多到訪的外國專家。
其三，行政壓力有意無意地干預學術活動和科學研究。陜西的7名專家是在陜西林業廳的召集下進行論證的，面對行政的壓力，研究人員即使感到事實真相有誤，也不好意思或者說不敢“說話”。比如，其中一位專家說，一些所謂的學術論證失去了價值，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人家要請，他們也不好不去。他笑稱，有一天他參加了6個學術論證，收獲是800元的辛苦費。
黃禹錫則是請出總統的科技顧問樸基榮女士作為論文的共同作者，在這種權勢下，有誰還敢懷疑黃禹錫及其團體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這也是東方共有的一種“關系學”，要想有科研經費或出成績，只有深諳關系學和搞好關系，才有可能。
當然，華南虎事件也體現出社會的浮躁心態。不肯扎實做事又好高騖遠的“生態環境”，讓有意無意的造假難以避免。例如，華南虎的鑒定至少在科學上存在好些硬傷。野外考察時間不足，調查組成員近一半的時間是呆在鎮坪縣林業局查看、整理資料；把目擊訪談作為直接證據；先入為主認為鎮坪地區有華南虎；不對毛發進行DNA鑒定，而對北京專家鑒定華南虎是否定的也捂住不透露等等。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容不得真正的學術批評和質疑，以致讓后來的“周老虎”成為讓全世界哂笑的補充證據。學者、專家之間不敢批評和質疑的原因除了體制原因外，還在于文化的原因，“圈內大家都知道這個報告出問題了，但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誰都不敢說什么。要知道是我說了，我就別在這里混了。”
華南虎事件的虛假不僅損害了當地學者和政府的形象，也影響到中國動物學者和相關管理部門的形象。如何扭轉，需要有關人員和部門痛下決心，亡羊補牢。(張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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