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兼任教授。八十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
鄧小平印象記
——回憶鄧小平1985年與穆加貝的一次談話
張維為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譯室報到的。當時翻譯室主任叫過家鼎，五十開外，個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過”。他是一個視翻譯質量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里一個難得的性情中人。他見到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看過女排比賽嗎？”當時中國女排在國際大賽中連連獲勝，舉國上下為之歡騰。“女排是排球的國家隊，我們這里就是翻譯的國家隊”，帶著一種挑戰的眼神，老過對我說了這番話。“我們服務的對象主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老過說，“總書記啊，總理、副總理啊，還有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我對官銜不甚敏感，但聽了這番介紹，還是振作了一下。老過呷了一口茶，“當然，還有鄧”。話似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但我感到了這是老過的壓軸詞。沉默了片刻，他提高了聲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業務水平，拓寬知識面，好好干”。
我第一次直接給鄧小平做英文口譯，是我進翻譯室工作兩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20多年過去了，回憶這段往事，至今還歷歷在目。
(二)
1985年8月28日，天氣炎熱。我隨禮賓司副司長吳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員于上午9點10分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福建廳是一個歷史沉淀頗深的地方。1971年9月12日，周恩來總理曾在這里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指揮處理林彪叛逃這一突發事件。整個80年代，鄧小平會見外賓幾乎都在這個大廳里進行。2005年4月29日，胡錦濤總書記也是在這里會見了國民黨主席連戰一行，實現了歷史性的國共和解。這天，福建廳正面墻上掛著《武夷之春》日光巖巨畫，一派濃濃的八閩風情，賓主沙發中間的茶幾上，放著綻開的郁金香，像是畫龍點睛，使得偌大的會議廳獲得了一種靈氣。
鄧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鄧小平剛度過了八十一歲生日之后不久。上午9點40分，鄧小平穿著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走進了福建廳。鄧剛從北戴河避暑回來不久，避暑期間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臉曬得黝黑。鄧走路平穩，身板筆直，看上去像六十開外，而不是八十一歲高壽。他小小的個子，卻一下子吸引了大廳內所有人的目光。
鄧先與吳學謙外長握手，然后與在場的中方人員一一握手。與我握手時，吳外長介紹：“這是英文翻譯小張”。我覺得鄧的手很軟。我和鄧的目光也有一個短暫的交集，鄧的目光相當平和。他問我，“哪里人？”，我說，“上海”。鄧停駐了一下，好像“上海”這兩個字給他帶來某些特殊的記憶。“知道霞飛路嗎？”鄧問我，目光中似乎帶著一點對往事回憶。我略微停頓了一下，然后說，“是淮海路吧”。鄧微笑點頭。
霞飛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時的路名，也是整個法租界乃至整個上海最有名的商業街。我小時候家里住的地方離淮海路不遠，經常聽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飛路。鄧二十四、五歲的時候，曾在上海做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可謂出生入死。當時中共領導人之間都是單線聯系，而作為秘書長，他則要把所有中央機關領導人的地址和電話都記在腦子里。據他本人后來回憶，他一生中兩次最大的歷險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后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后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還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來、鄧小平在一起的住處，要來搜查， “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報趕緊搬家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里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
鄧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張錫瑗是他過去在莫斯科學習時的同學，也是地下黨的戰友。但不幸的是，張錫瑗因難產在上海去世。鄧當時正在上海向中央匯報他在廣西領導起義的工作，竟來不及親手掩埋妻子的尸體，就匆匆趕回廣西了。 直到1949年解放，鄧小平進城后找到了張錫瑗的墓地，把她的遺骨重新裝入小棺，遷入龍華公墓。鄧小平也和常人一樣，對自己年輕時呆過的地方留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恐怕晚年的鄧喜歡到上海過春節也和這段特殊的人生經歷有關。
我也多次去過鄧小平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逗留過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廣場、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鄧小平之所以能領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一定與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這些大都市闖蕩過有關。一個從16歲到26歲的年輕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闖蕩在國際大都市。當時的鄧可謂一貧如洗，大城市的浮華勢利一定給他帶來過許多不愉快的經歷和回憶，但城市體現的畢竟是另外一種文明。我總覺得鄧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懷有某種“城市情懷”的人。如果說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由農村文明向城市文明過渡的話，那么鄧小平年輕時的城市經歷使他與眾不同，使他獲得了成為中國現代化事業杰出領導人的一些難得素質。
鄧在沙發上坐下后，對我說了一句話。他用手指著自己的右耳對我說，“我聽力不好。翻譯的時候，聲音能不能大一點？”他商量的口吻顯示了對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的尊重，也顯示他為人的涵養。鄧是個有尊嚴、有氣度，但沒有架子的長者。我輕輕地向他點點頭，同時把面前的話筒調到一個更為合適的角度。
鄧的目光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輕人，“這么多年輕人，好”，鄧一口抑揚頓挫的四川話對吳外長說。鄧講話聲音底氣很足，聲音很響，好像不用話筒都可以傳很遠，這說明他身體尚好。但也可能與他耳背有關系。聽力不好的人，講話聲音往往都比較響。
大會堂的女服務員給每人都遞上一塊熱毛巾。鄧小平用雙手把熱毛巾打開，擦了一下臉，然后再把毛巾對折，擦了一下額頭，再放回碟子。他從茶幾上拿起火柴，劃了兩下，點燃了他的特制熊貓牌香煙。鄧輕輕地吐了一口煙，淡淡的一縷白煙徐徐上升，繞過他整齊烏黑的頭發，從我眼前慢慢晃過，又轉了幾圈，消失在福建廳偌大的空間里，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親歷的另外一段插曲。
這一年5月，我參與接待了訪華的丹麥前首相保羅 ·哈特林。吳學謙外長在釣魚臺宴請他。話題不知怎的轉到了鄧小平吸煙上。哈特林說：1974年10月，他以首相的身份訪華，見了鄧小平。鄧一坐下就拿著自己的熊貓煙，問他是否抽煙，他說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時主動插話：“我丈夫雖然不抽煙，但他喝酒”，鄧聽了大笑，說，“我是兩個都做，煙也抽，酒也喝，但身體好像還可以”。哈特林很認真地對吳外長說：“我今天還記得鄧小平講這番話時那種得意洋洋的表情”。吳外長一邊笑，一邊進一步發揮，追問哈特林：“你知道鄧主任為什么這么自豪嗎？”哈特林搖頭。吳說，“告訴你一個機密：我們有個說法，只抽煙不喝酒，只是一般的愛國，既抽煙又喝酒，是真正地愛國，因為國家煙酒征稅征得最高”，賓主大笑。
(三)
吳外長和周覺部長助理開始給鄧匯報。我是第一次見到部長給鄧小平匯報，吳和周兩人在鄧面前沒有拘束，雙方有問有答，非常自然。因為鄧聽力不好，他們有些話得講兩遍。鄧問吳外長，穆加貝是不結盟運動主席嗎？吳說，不是，現在還是印度。鄧說：“對，對，我搞錯了”。從我今天的觀察來看，鄧是個人，不是神，他聽別人的介紹，并簡要地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錯了，就說“我搞錯了”。鄧對吳外長說，“外交部送來的材料我已經看了”。鄧當時每天工作兩個小時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給鄧的材料是濃縮了的大字本。鄧問吳外長：“我上次見他是1981年？”吳說：“對”。鄧說：“那次見面，他有點牢騷”。1981年那次訪問時，性格倔強的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國對毛澤東采取的態度，對文革遭到否定也頗有微詞。鄧對他做了詳盡的解釋，中國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實際上，為了準備這次接待，我連著幾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譯室也讓我閱讀鄧見其他一些外國領導人的談話紀錄，熟悉鄧的講話風格和遣詞用句的習慣。我特別仔細地閱讀了鄧小平1981年會見穆加貝的談話紀錄。
這是穆加貝第五次訪華，津巴布韋獨立前來過兩次，爭取中國對反對羅得西亞白人少數人政權的支持。獨立后，第一次訪華是1980年訪問北朝鮮時過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訪問。鄧問吳學謙，“他和趙紫陽總理談的怎么樣 ? ”吳說，“很好，但主要是談雙邊關系和非洲形勢，還有一些國際問題”。鄧問“我們給津巴布韋的援助用的怎么樣？”這個問題也展現了鄧務實的一面，過去中國提供給非洲許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不少援助給腐敗官員貪污了，最終效果欠佳。
鄧顯然關心非洲的發展道路問題。鄧問周覺，“白人離開了多少？”鄧抓住了關鍵問題，這就是非洲在民族獨立之后如何在國家建設中處理好與白人的關系這個問題。吳學謙和周覺一一作了回答。這次來華訪問之前，穆加貝剛在國內贏了7月舉行的大選，競選中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在馬列主義指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增加朝一黨制方向的政治突破” 。
鄧聽完匯報，說了一句話：“看來他頭腦有點發熱。我就談談我們自己的教訓吧”。鄧又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著大廳的另一端，顯得凝重，鄧在思考。這個形象至今在我腦海里，揮之不去。
因為是第一次給鄧小平做翻譯，老過提前一天給住在釣魚臺8號樓的我打來了電話，提了三點要求：第一，不要怯場。第二，要翻得準。第三，聲音要響。我的心理素質還算可以，很少怯場，反倒是有一點兒微微的興奮，畢竟是第一次這么近距離直接接觸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憑自己兩年來替其他領導人做翻譯的經驗，我知道這種臨場感覺和狀態是對的，這種感覺有利于口譯的正常發揮。做過口譯的人都知道，口譯既是技能，也是藝術，有點像演員在舞臺上和運動員在競技場上那樣，臨場狀態往往是決定水平發揮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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